第27章
在以后相处的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我发现这缕忧伤始终伴随着年轻的纳扎尔。
眼前的纳扎尔看上去比我的年龄还要大，我们猜他足有30 岁。
可一问，人家实际年龄只有二十四五岁。
我见过的许多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一样，其外表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出不少。
因此，以后凡是遇上需要猜对方年龄时，我便把他们的外表年龄减去几岁，甚至十几岁。
纳扎尔很结实，强壮的胸大肌把黑色的短袖T 恤衫撑得紧紧的，绝对属于 141 / 185 时下都市里青春少女们喜欢的那种健康男士。
相比之下，我和孙浩这种白面书生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据纳扎尔说，他从小时候起就开始坚持练拳击和泰拳，对中国“功夫”
也非常喜欢。
尽管如此，我们从以后的接触中发现，纳扎尔经常显出十分疲惫的样子。
他坦白地告诉我，他每天要在网吧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平时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兼职的健身教练，工作很劳累。
“你何苦让自己每天都这么累呢？”
我实在有些不解。
“没办法，我得养活全家。”
纳扎尔的话让我吃惊不小。
原来，纳扎尔一个月拼死拼活工作的收入大约10000 多卢比（约合1200 多元人民币），要养10 多口人。
据说他的收入在当地已算是高工资的水平。
因为当地市民每月的普通收入一般约为3000 卢比。
然而，纳扎尔这10000 卢比却是他们全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难怪纳扎尔的午饭和晚饭通常就是一袋方便面，或是一张大饼。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的难民生活强多了。”
看到我们吃惊的样子，纳扎尔反而这样说。
纳扎尔告诉我们，20 多年前，为了躲避前苏联的入侵，他们全家从喀布尔逃到了白沙瓦，在纳塞尔·巴难民营里一住就是10 多年。
那时候，他们的生活很苦，吃住都没有着落。
经过家人多年的辛苦奋斗，加上有亲戚朋友的接济，他们全家人终于在几年前告别了难民营，搬入了白沙瓦近郊的一个阿富汗人居住区。
现在他家还租上了房子，总算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以后我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白沙瓦100 多万阿富汗人当中，有不少人家都和纳扎尔家有相似的经历。
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纳扎尔有着很强的家族意识和责任感。
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国外去找一份薪水高的工作，让全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彼此混熟 142 / 185 以后，我们告诉纳扎尔，像他这样精通电脑、又懂英语的人，在中国的收入比他现在要高出两三倍。
纳扎尔对我们的话很认真，曾多次询问我们“有没有路子”
， 希望能帮助他到中国去找工作。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们到网吧发稿时，发现纳扎尔较平日快乐一些。
我问他对战争的看法，他悄悄凑过来在我耳边说：“我支持战争，支持打塔利班。”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连忙让他再重复一遍。
他毫不犹豫地重复一遍后告诉我， 塔利班的统治使阿富汗变得更加贫穷落后，要想改变当前的局面，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
“否则阿富汗没有希望，阿富汗百姓没有幸福。”
讲这话时，纳扎尔俨然像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
纳扎尔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还是在20 世纪70 年代，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
他家住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人的生活幸福平静。
他说，那时的喀布尔是个美丽而现代的城市，号称“东方小巴黎”
。
市中心有许多楼房、市场，街上车来人往显得格外热闹。
那时候，家人还经常带他去外国的使馆区看洋房和汽车，有时还会去喀布尔河边捕鱼、捉蜻蜓。
“现在全变了。”
纳扎尔伤感地说。
后来，他听从阿富汗来的亲戚们说，喀布尔已经变得不成样子，城市里几乎见不到多少完整的建筑。
纳扎尔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给中国朋友面子按照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一般只有好朋友才会被邀请到阿富汗人家里。
后来因为彼此关系熟了，我们有幸成为了纳扎尔家的常客。
纳扎尔的家住在离市中心二三十公里的郊区，这里是一处阿富汗人的聚居区。
听纳扎尔说，这里的居民有从阿富汗移民过来的，也有像他家一样从难民营 143 / 185 搬出来的。
他的家比我们想像得要好些，有一个很窄的小院子，两三间房子，10 多口人住在一起显得格外拥挤。
虽然生活比较拮据，但全家老老少少聚在一起， 倒也显得圆圆满满。
据说，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们仍然习惯于过大家庭的生活，通常都是一个家族的祖孙三代共同居住在一起，少则十几口、几十口，多则上百口。
那情景和中国过去的“四世同堂”
式的大家庭颇为相似。
纳扎尔一家3 口住在一间10 多平米的房子里，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和电器，但却收拾得整整齐齐。
加之地上铺着大红地毯，让人感觉挺温暖。
纳扎尔的妻子娜沙以前在阿富汗是个中学老师，一看就知是个比较开明的知识女性。
她已失业好多年，专门在家看孩子、料理家务。
谈到以后有什么打算， 她平静地说：“只能等战争过去再说吧。”
可能是初次见到我们这种模样的外国人，纳扎尔一家老小感觉很新鲜。
可是寒暄两句之后，女人们都不见了，只有纳扎尔和亲戚家的小伙子陪着我们。
家里的小孩子不时掀开门帘，瞪着大眼睛悄悄望望我和孙浩。
按照普什图族的习俗， 有重要客人来家作客，妇女和孩子不能在场。
这个习惯与多年前中国家庭的生活习俗也很相像。
纳扎尔的女儿莉莉（LiLi）不管这些繁文缛节，一直在我们身边快乐地玩耍。
别看这个大眼睛长睫毛的小女儿才18 个月，竟然大大方方跑过来亲了我一下， 让我有些诚惶诚恐，担心破坏了人家的规矩。
纳扎尔喜滋滋地告诉我们，他女儿不到1 岁就会说话走路，经常像小大人一样问他问题。
我呆呆地看着纳扎尔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不免有些伤感。
“想儿子了吧？”
孙浩看着我的样子捅捅我。
“唉，我们家刘力源都一岁多了，还不会说话走路，怎么办呢！”
孙浩听惯了我这老生常谈的话题，嘿嘿地坏笑起来。
一听说我有个1 岁多的儿子，纳扎尔非要 144 / 185 一张我们家的合影照片。
可我身上只带了一张，没舍得给。
我边和纳扎尔的家人聊，边拎着相机屋里屋外到处寻找有新闻价值的镜头。
纳扎尔母亲正在狭窄的厨房做饭，两个妹妹娜萨米娜和萨伊玛蹲在地上用大盆洗衣服，我举起相机想给他们拍照时，母亲和两个女孩直往旁边躲。
后来还是在纳扎尔的劝告下，她们才算破例让我拍了几张，即使拍照时，她们也还一个劲儿地拉紧头上的头巾。
后来听朋友们说，如果不是看在“中国朋友”
的面子上，女人们死活也不会让拍照的。
在前线采访紧张动荡的环境中，纳扎尔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闻信息，还带着我们冒险进入难民营、勇闯边境哨卡，特别是帮助我们获得了十分珍贵的阿富汗境内的新闻和图片。
每次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总要拿出些小费给他，他每次都要推辞感谢一番。
有一次，我们得知纳扎尔的女儿病了，带着水果和食品，深夜开车跑到医院和他的家里看望，纳扎尔家人十分感动。
此后，纳扎尔更是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
在纳扎尔看来，我们是那种值得交往的中国朋友，而对于身处异乡采访的我们来说，没有几个这样的朋友，我们采访任务的完成实在难以想像。
为感谢纳扎尔的帮助，我后来特意花2500 卢比买下他一部旧的摩托罗拉手机。
据说这只样式古老的黑色手机是朋友送给他的，还是英国走私过来的。
他因为不舍得花电话费就一直没使用过。
时至今日，我一直把这个手机带在身边，看到它，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纳扎尔和我的阿富汗朋友们。
回到香港不久的一天，我偶尔打开自己的雅虎信箱，收信夹里清清楚楚地显示出Nazarbagh 的名字。
“纳扎尔！”
我兴奋得几乎喊出了声。
纳扎尔在邮件中说：“亲爱的朋友，我 145 / 185 们已经分别很长时间。我十分想念你。请你每个星期都要给我发电子邮件，否则我会更加思念……”
“我的阿富汗朋友来信啦！”
我一口气读完了纳扎尔的来信， 十分自豪地和值班的阿穆说，并一口气给并不熟悉英语的她念了一遍来信。
读信之中，一种难以抑制的思念之情，又把我拉回了巴阿边城白沙瓦，拉回到包括纳扎尔在内的我的阿富汗朋友的身边…… 第二十章：塔克希拉的“落日”
回到伊斯兰堡已是11 月初，漫长的酷夏终于过去，街头的草木开始由绿变黄， 秋天已经来临。
一连两天，我都在忙着办理续签签证的手续。
早已熟悉的巴新闻部负责签证的女士，一见面就好奇地问我：“怎么又回来了？”
听说我根本没走，女士很吃惊。
她说，截至目前，已有约2000 记者到巴采访，但大部分记者只待了一段时间就回去，其他记者会来轮换。
比较而言，我在这里算得上是“老”
记者了。
等待办好签证，依然需要一个多星期。
这段时间如果在分社坐等，天疑是件痛苦的事情。
一次采访中，听当地的朋友说，距离伊斯兰堡数十公里有个名叫塔克希拉的地方，《西游记》中的唐僧当年到西天取经专程去过那里。
既然高僧千里、万里都来到这里看看，想必很值得一去。
说走就走。
于是，我叫上分社的仆人苏日单做翻译兼向导，乘出租车前往。
苏日单做个翻译还算合格，起码他能把当地的乌尔都语稀里糊涂地给我翻成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