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塔利班上台后将国旗图案改为由绿、白、黑三个长方形组成，最上方为绿色，中间用阿拉伯文书写“真主伟大”
；中部为白色，用阿拉伯文书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下方为黑色。
塔利班的国旗基本上是在白地上书写黑字，我第一次见到时怎么也看不明白。
新闻发布会前，扎伊夫通常会宣读一份事先拟好的讲话稿，讲完后就即席回答记者提问。
我发现，面对上百名记者的眼睛，扎伊夫始终表现出一种儒雅风度。
他身着普什图族男子的传统白色衣服，外罩蓝灰色马甲，戴金丝边眼镜，声调柔和中略带沙哑。
据说，扎伊夫是一名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
别看他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有些文弱，行动迟缓，说话慢声细语，但他也曾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塔利班战士。
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三十多岁。
在一次发布会上，我正蹲在前面离他只有一两米的地方拍摄。
猛然间发现， 镜头中的扎伊夫紧紧地盯住我的镜头足有半分钟。
“我是不是离他太近，让他感到了某种威胁？”
我有些不知所措。
可定睛一看，扎大使的眼睛虽然盯着我，可眼神似乎并不在我的身上。
后来观察到，扎伊夫习惯于呆呆地望着某一个物体想 157 / 185 着自己的心事，手里有时习惯性地捻着一串珠子。
印象中的扎伊夫很少笑，总是板着面孔。
我有幸见到过扎大使的笑，那是在一位巴基斯坦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之后，现场的记者都乐了，他也乐了，他乐的样子有些与众不同。
他的眼睛在笑， 嘴却紧紧闭着，似笑非笑中，有自然流露的天真，又有历经沧桑后的持重。
11 月底，巴基斯坦在关闭塔利班驻卡拉奇和白沙瓦的领事馆后，终于宣布关闭塔利班驻伊斯兰堡使馆。
此后，扎伊夫悄然离开。
塔利班垮台后，他还偶尔在卡拉奇等地露面。
有报道说扎伊夫目前已被美国俘虏，并关押起来。
我们想回家进入11 月份，人们对持续不断的战争似乎有些厌倦了，可美国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仍然跑到伊斯兰堡声称，即使在即将到来的穆斯林“斋月”
期间， 美国的军事打击仍要继续。
在塔利班使馆采访时，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艾德·巴尼斯猜测：“战争可能要持续到明年春天。”
“这该死的战争赶快结束吧，我想回家！”
孙扬明和我发着牢骚。
孙先生到前线采访已经两个多月，如今和许多记者一样被困在伊斯兰堡。
“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简直是活受罪。”
他的话道出了周围记者们的心声。
那些天，我躺在分社的地铺上，经常望着天花板想：“哪怕让我到喀布尔、坎大哈，或是贾拉拉巴德待上两天，我也谢天谢地了！”
在默默地等待上级指示的那段时间里，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幻想着，某一天突然接到总社“立刻设法进入阿富汗采访”
的命令。
自己进入阿富汗战场后，那情景应该是：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天上是美国的B－52 轰炸机投下串串的集束炸弹，下面的战壕里是拼命抵抗的塔利班战士架起火箭筒猛烈还击，我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背心，头顶钢盔， 挎着相机奔波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158 / 185 这显然是个美好的幻想，也是许多前线记者的理想。
然而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愿望与现实之间仅仅一步之遥。
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遵守组织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的习惯，最终选择了等着上级命令的到来。
随着理想渐渐远去，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灰暗起来。
夕阳西下时分，我独自到分社附近的荒草地上散步。
西边的红日，又大又圆，正悬于地平线上，景色动人。
我赶紧跑回分社取了相机，再回来夕阳已落下，我只能对着天边留下的一缕淡淡红晕发呆。
终于有一天，我提前来到预定地点，独自坐在草地上等待。
秋风拂过的荒野一片寂静。
等待中，火红的夕阳开始徐徐落下，我连忙举起相机拍摄。
恰在此时， 一位穆斯林老者缓缓地从夕阳中的树枝下走过，我立刻按动快门。
此刻，附近清真寺里传出了悠扬、动听的诵经之声。
傍晚，我实在憋得慌，便打车来到55 街上的基督教堂采访。
因为近日巴国内曾发生宗教场所爆炸事件，巴政府已实施紧急措施，加强宗教场所的保安。
门外的警察审了我好长时间，才让我进去。
神父是个六七十岁的和善老人，来自北爱尔兰，已在这里传教30 多年。
问及战争的事情，他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
采访回来，我一迈进院子，分社养的黑狗就追过来，缠着我不放，一会儿舔脚，一会儿舔腿，还欢快地站起来，用两只前腿搭在我的身上。
我和它脸对脸地望着，令我感觉很不自在。
一旁的梁浩拿我“开涮”
：“她肯定对你这香港来的‘靓仔’情有独钟呗。”
听说这只狗是梁浩从北部贫困山区捡回的。
我对狗一向颇有好感。
狗除了忠诚主人、看家护院外，还特别善解人意。
有时，我独自坐在院中、孤独发呆的时候，它都会跑过来趴在我脚下，用两只圆溜 159 / 185 溜的大眼睛望着我，像是知道我的心事。
夜里，朦胧之中，忽然听到窗外“噼噼啪啪”
的声音，我兴奋地连忙穿衣跑出去，果然，一场难得的秋雨飘然而至。
我久久地站立在分社的院子里，仰面长空，让大串大串的雨点尽情地向我摔打。
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顺着面颊滚滚流下，一种无名的孤独和无奈却顷刻间涌上心头。
不经意间，随着雨水悄然落下， 我的眼睛湿润了。
“风雨飘摇而至，远比金戈铁马更难抵挡。”
我想起大学毕业时，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夫人在我毕业留念簿上写下的这句话，那话中的含义正应对了我此时的心情：“金戈铁马的生活好过，风雨飘摇的日子难熬。”
一场秋雨过后，伊斯兰堡的气温骤降。
长期疲劳导致的虚弱，加之睡在地铺上有些着凉，我终于病倒了。
昏头昏脑中，我翻出一大堆药片，正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
突然电话响了，我有气无力地接听，原来又是夫人每天一次的“问寒问暖”
。
我赶紧打起精神，简短地报告“平安无事”
，便挂上了电话。
我不想让她听出我生病，为我着急。
从我到前线以后，夫人已打完了七八张IP 电话卡。
放下电话，我脑子里混乱如麻，心里还在想着采访的事。
猛然间想起了台北《联合报》的记者孙扬明，应该跟他联系一下探听些消息。
我拨通电话，问道： “我们真的没希望进入阿富汗了？”
“有。”
听到孙先生突如其来的答话，我一骨碌爬了起来。
命令来了孙先生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目前塔利班使馆正准备组织一批记者前往阿富汗中心地区，如喀布尔等地采访，现在正在报名。
对于已眼巴巴等待了50 多天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160 / 185 我放下电话，再不敢迟疑，立即将这一消息直接向总社摄影部副主任徐步汇报，并再次表达希望进入阿富汗战区采访的愿望。
他反复询问了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并建议我们向总社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
事不宜迟，我随即与老许商量。
得到他的支持后，我们连夜给总社发出了请战报告，要求进入阿富汗采访。
当时，我们担心，总社批准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然而，即使有1％的希望，我也要尽力争取。
更何况，这1％的希望一旦变成现实， 就是100％的胜利。
11 月6 日清晨，在我们焦急的等待中，总社终于发来传真，原则上同意我们先办理进入阿富汗的签证手续。
我连续看了几遍这份普通的传真，心里重新升起一股难得的兴奋和冲动。
这是近两个月来，我苦苦等到的来自北京最明确的“指示”
。
我不由分说地拉上老许，开车直直地赶奔塔利班使馆。
我感觉此时自己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草”
。
第二十三章：死守塔利班使馆赶到阿富汗使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 点多。
签证处位于使馆后面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
我们走过使馆旁边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胡同，来到一处长满杂草的铁门前。
四周寂静无声。
“走错了吧？”
我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旁边的老许。
“没错，就是这儿。”
在伊斯兰堡生活过多年的老许肯定地回答。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迈上高高的石头台阶。
顺手敲了两下门，里面没有反应； 推了两下，门锁得紧紧的；侧耳一听，里面没有任何声音。
我扒着门缝往里望， 161 / 185 缝隙太小看不清楚。
我只好踮起脚尖，从旁边的墙头伸头往里张望。
破旧的小院里静无一人，除了茂盛的杂草外，只有两只孤零零的铁板凳。
“这里哪像个国家使馆的签证处，简直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见到过的农家小破院。”
我心里嘀咕着没说出来。
我们跑回使馆门前问看门的，人家说签证处下午三点准时下班。
我俩和使馆看门人软磨硬泡了半天，说有重要事情找使馆人员见面，看门人遗憾地摊开双手说：“没人啦，明天一早来。”
我不甘心就这么白来一趟，决定坐下来等，冥冥中等待一线希望。
这时，看到旁边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巴基斯坦青年，我凑过去，坐在小伙子旁边和他搭起话来。
聊天中得知，那位名叫阿蒂夫·阿夫扎尔的小伙子，是英国一家电视台雇佣的当地雇员。
他在伊斯兰堡上大学时读的是社会学，因此对社会问题显得非常感兴趣。
比如他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颇为赞赏。
他觉得巴基斯坦现在的人口问题就十分严重，无节制的人口膨胀使原本就不好的经济雪上加霜。
据他说，巴基斯坦农村家庭一般都生育四五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