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从扫大街的到银行家，甚至美国总统，任何社会阶层的男人，他们都有可能说脏话。
但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很多女人也偶吐脏字，只不过，她们还没有像男人那样脏话不离口。
几年前，下流话在书籍、影片和电视上还不准出现，可现在，在畅销书中，在时髦片中，却是司空见惯，最近就连电视也允许说。
当着小孩，多数人都不吐脏字，但小孩会从其他小孩听说这些词，即使不明其义也照样会学着说。如果小孩在公开场合说下流话，家长会非常尴尬。
青少年为了故作惊人之语也会说下流话。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喜欢在墙壁和建筑物上涂写脏话。
情人在床上温柔缱绻，也少不了用脏字。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脏字要远比科学精确、正经八百的医学术语来得更为自然。
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下流话也情有独钟。他们嫌正规用语过于道貌岸然。
上面的话大体客观，但并非囊括无疑，比如黑人特别爱讲脏话，她就没说。我猜，这样的话本身就在“危险”之列，她不敢讲。妇女讲脏话不自今日始，“偶吐”也有回护之嫌。总而言之，脏话的普遍性，即使打了折扣，也还是相当广泛。
有个朋友，西方语言学家，喜欢收藏春画，爱屋及乌，对脏话也饶有兴趣。聊天中，他跟我说，全世界的语言，论表达能力，水平颇为参差，有些发达，有些落后，脏话的活跃与否，是判断其水平高低的指标之一。承他不弃，我们的语言还在发达之列，英语也在伯仲之间，如莎翁的话就特脏，研究英语，不可不察也，中文译本失其神韵，是非常可惜的，他补充说。我说，大家彼此彼此，我们，男人爱说脏话，没错，女人也一点不弱，骂街，站在街心的高处，当着众人的面，顺风而骂之，是泼妇的一大特长，“奔放”和“解放”，有时分不清。我还记得，“文革”头一年，有些女孩，天真烂漫，好端端，突然模仿男孩，剃光头，嘴里不干不净。六七年军训，中学生返校，女孩子雄风不减，cào-cào不离口。解放军叔叔从哪儿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不是班门弄斧。其中一位绷不住，终于怒吼：你还欠二两！
所有脏话有什么共同点，语言学家一定有广泛搜集和理论分析。我只是凭生活经验，讲点外行的体会。我理解，这些不雅之辞之所以十分传神，特别能表达情绪，肯定有人类最原始最古老也最基本的东西在下铺垫，时髦说法，是有深厚的底蕴和长久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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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雅言，古语是根；俗语，脏话是本。
随便举点例子吧。
（1）做爱、生殖、排泄类。这方面，各类文化的共同性最大。比如，我们说“家伙”（《金瓶梅》叫“那话儿”），美国人叫tool；我们说“傻bī”（北京歇后语是“见二哥不躲——傻bi”），美国人叫stupid cunt；我们说“狗屎”，美国人叫bullshit（直译是“牛粪”）；我们形容某人特会巴结上级，叫“溜沟子拍马舔屁眼”，他们管这种人叫ass-kisser。Do it，是双关语的“干”（即“脱了裤子大干”的“干”）。S.B.D（即“无声而臭”的缩略语），是我们的“蔫屁”。satisfy，是我们的“欲仙欲死”，临河人也叫“受应”。“入肉三寸，亲至骨缝——谁透谁受应，管他那个闲事情”，“透”即cào，“受应”是“受用”的意思。此类例子最多，内容太脏，恕不具引。
（2）动物、畜生类。用动物骂人，在全世界也很普遍。特别是家养而不是野生，我们称为“牲口”的一类，更是经常用来糟蹋人（亚圣孟子已经用“禽兽”来骂人）。它最能体现人类的偏见，优越和歧视都有，而且还有指桑骂槐的功效。动物被人骂，并被用来骂人，实在很委屈。它们再怎么听话，再怎么卖力，拼命往你怀里扎，使劲往你脸上贴，也达不到人的标准（请对比“人权”的概念）。比如狗，考古学家讲，它在六畜中驯化最早，是人类最老最老的老朋友，自古就是宠物之最（农村喜欢给小孩起名叫“狗儿”，雅言叫“犬子）。但全世界都爱拿狗骂人。我们说“狗娘养的”或“狗崽子”（日本有姓“犬养”的，中国人闻之，必捧腹而大笑），美国人说son of bitch（bitch不仅指母狗，还指母狼或其他雌性动物，重点是轻贱妇女的同类，即广义的女性或母性，有人也随上下文义把它译为“婊子养的”）。其他动物，如牛、马、猪、驴，还有鸡，无一可以幸免。人类的贪吃好色，蠢笨偏执，一股脑都被嫁祸于它们。“蒙古大夫”，这也是汉族编出的缺德话，意思是说，只会给牲口看病，医术太差。
（3）出身、辈分类。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类，根子是祖先崇拜。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充大辈，借辈分压人，如以“爷爷”、“奶奶”自居，骂别人是“王八羔子”、“兔崽子”（与第二类有交叉），或者加cào字于别人的先辈之上（与第一类也有交叉），骂完人家的女性先辈，不解气，还得搭上男的。最奇怪的是，我们北京话，还有跟人家“二大爷”过不去的一类。比如，气极了，北京人会说“cào他二大爷”。近年，的哥还管初上路开车，手潮，摇摇晃晃在前面挡道的富婆阔姐叫“二大爷”，更怪。美国，这一类不太发达，但他们的bastard也应归入这一类，相当我们的“杂种”，临河人叫gěpāo（不知哪两个字），有时还加上“灰”字，则更显刻毒（四川的“龟儿子”也属这一类）。还有，美国黑人爱说mother fucker，有人以为相当我们的国骂（“他妈的”）。其实，这话的直译是“cào妈人”，含义略同于北京人说的“cào蛋人”，其实和我们的国骂还不完全一样。
脏话的渊源，其来尚矣，邈乎难寻。这样的字，仓圣羞于造，许慎也不收。即使有人拐弯抹角造几个出来，也是随造随亡，刚一出口，就有人消灭，不能让它伤风败俗。它能留下来，那是命大造化大，赖口口相传，虽千载之下，精神不灭，一直活在所有的活语言当中。
比如，敦煌卷子里，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其中有“※空皮而※※，※无力而髝髞”一句，就是早期的粗口荤段。这十二个字，有一半是怪字，其中除“髝髞”是“粗急貌”（这里指心有余而力不足，放着机会干着急），在《玉篇》、《广韵》、《集韵》里还保存着解释，其他都不认识，字典里查不到。我翻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也没有解释。这种考据学上的难题难不难？难。但凭生活常识，我们照样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两句话，既是形容“夫妇俱老，阴阳枯槁”，它的上句第一字，肯定是相当现在的bī；下句第一字，肯定是相当现在的diǎo、qiú或jībà，没跑。至于上句的最后两字，读字读半边，似可读为“羸耷”，估计也是形容皮松肉懈，相当今语之“耷拉”。说到这儿，我很感慨，这些肮脏字眼，它们的生命力为什么如此之强，历史上屡禁不止，时隐时现，伴随我们到永远？这一现象，难道不也像爱情一样，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吗？这样的永恒主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学术上刨根问底吗？我想，光从语言本身分析，里面就有许多深刻道理，值得我们细心领会。
第一，它贴近生活，扎根本能，绝对口语。消灭脏字容易，消灭口语难。口语不灭，则脏字难除。即使从消灭脏字的观点着眼，这样的问题也值得研究。
第二，它喜欢用小词短语，衬于句中，起承转合，控制节奏，加强语气，渲染情绪，创造丰富含义，有“小快灵”的特点。如北京话的“我cào”，英语的fuck、damn，经常都是用作语气词。当语气词时，原来的含义被淡化。还有，我们都知道，很多粗人，不管是哪一国的，都喜欢用几百个固定的词，包括脏字，表达生活中的一切，他们不会像科学家，什么都拉丁一下。对他们来说，花都是花，鸟都是鸟，说话干脆利落。即使要区分，也多半是从生活直接创造。如五十年代，老乡把拖拉机、摩托车叫“铁牛”、“电驴子”，就是术语创造的本来面目。脏话的词，本身就短，如此书所谓four letter words，即只用四个字母的短词（有人戏称“四字经”），像piss, shit, fart, fuck, cock, cunt, hell, damn，就是对应于尿、屎、屁、cào、qiú、bī、该死，作用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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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善于利用语言变形，创造暗示和联想，很多都是双关语。此书对double meaning的解释是“有双重含义，其中之一是下流含义或性含义”。如美国常见的人名，Dick的别义是jībà，Bush的别义是bī毛。临河人要形容吹毛求疵爱挑剔的人，他们会说“bī不好，倒毛不少”。这些词就容易产生性联想，说话要格外小心（尤其是在俗人堆里）。
第四，它还有更大的妙用，是发泄“亵渎之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