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好歹补上了这一课，并没有得意满足脱胎换骨，反而郁郁寡欢耿耿于怀的感觉愈加绕梁未绝挥之不去--为什么就看完了呢？如果一部都没看过直到现在才去恶补饕餐那该多好啊？
“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最后的乐园就是失去的乐园”。类似的愤恨，相同的遗憾，以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信誓旦旦，其实不知已经闹过无数反复多少回合了。看古龙的“小李飞刀”，看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听BON JOVI的《SANTEFE》，听PAUL SIMON的《BORN IN PORTO RICO》…… 这种体验与日俱增，这种审美酒入愁肠，几乎不能自已，更是难以自拨。这种体验和审美可能有些不以为然，显得不合时宜，但她是属于某一类人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性情中人”！
纯属个人化的感受为研究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香港的“无厘头电影”提供了感性佐证。无厘头电影应属后现代文化一脉，后现代主义的悲观厌世、及时行乐、肆意狂欢、破坏秩序、解构正统、无深度表现等等，无一不在无厘头电影中读出。所谓“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粤语俗话“没来由”，意思是一个人说话做事都没有明确目的，无中心，无逻辑，令人难以理解，但也并非没有道理。最初周星驰在《盖世豪侠》中就是这样的演绎，竟被观众看好。这些电影全部用粤语对白，尤其是近年流行厘语，迅速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中）形成一股风潮。无厘头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同时新生代的消费需求和影片自身的求新求变促使无厘头电影在不经意间诞生了。
《唐伯虎点秋香》（1993年）简直是在做翻案文章，一举改变了几千年来唐伯虎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周星驰演饰的唐伯虎，出身武林世家，娶了八个老婆，用祝枝山的人体作画，江南四大才子出游一次无异于“狼来了”，为了秋香三笑混进华府，甘作下人内奸伴书郎，斗败夺命书生，秋香盈怀在抱。好一场古今闹剧，好一场人间喜剧！“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多贪念。”这一盘大杂烩一阙交响乐，精彩演绎了一出才子佳人红杏出墙的艳情故事，一个恨无知音赏遇人而不淑的才子，被一个出于淤泥而不染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丫环感动了。一个世界开启了，一位女神降临了。风儿轻轻的吹，鸟儿盈盈的舞。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合谐。“秋--香”！这是来自民间的鲜活气息，这是来自凡人的真诚情感。大俗就是大雅，歌笑就是歌哭。“永恒之女性，引导人类上升。”
有种理论认为周星驰演技根本不行，只是商业包装出来的怪力乱神，什么意义啊文化啊性情啊都是强加上去的。无厘头电影也只会昙花一现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入不了主流进不了香港电影发展史。这种理论其实暧昧意味十足，一方面承认“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现象，一方面却以正统道德观念将周星驰一棍子打死。两者都有些说不过去，既违背搞笑片的初衷就是“看了就笑，笑过即忘”的快餐饭和易碎品，而且也忽略了一些基本的事实：周星驰十年间拍过47部电影，与成龙、吴宇森们的英雄世界相持未决鼎足而立，影响和感染都非同一般。周星驰的演技风格在香港影视圈不胫而走蔚然成风，周星驰的语言动作表情在中小学生中更是深入人心效者甚众。周星驰的轰动效果与《少年维特之烦恼》、《麦田守望者》等引起的连锁反应可以相互媲美矣。票房纪录自1990年始，除4 部影片外，其余全部突破千万港元。90年的《赌圣》、91年的《逃学威龙》、92年的《审死官》、93年的《唐伯虎点秋香》，均一再突破票房纪录，高居本年度票房榜首。而专家首肯更令周星驰生色增浑：88年周星驰以《霹雳先锋》中独特表演，获得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又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配角与最有前途新人提名；92年周星驰主演《审死官》，荣获亚太影帝称号；95年主演《西游记》，获香港影评人协会主办的第一届金紫荆奖影帝。新近兴起的古惑仔电影，更与周星驰此呼彼应。风靡一时的无厘头电影作为90年代香港通俗文化重要的一员，不能不折射出香港人集体无意识的特殊心理。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十九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上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香港搞笑片是典型的“文化商品”，“文化商品”所具有的特征和属性都能在香港搞笑片特别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读出。它们的基础即是商业资金投入，而又从多方面进行模仿、拼贴、移植、戏拟、反写、改编、怪力乱神，竭尽嬉笑怒骂、玩世不恭之能事，最终的商业效果只不过追求观众们的“看了即笑，笑过就忘”的游戏状态和消遣心理罢了。实际上，香港搞笑片之所以能大红大紫，周星驰之流之所以能如日升天，无非占了世纪末的便宜和吃了没文化的亏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只能产生周星驰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新人”，也只能造就搞笑片这样的“后现代经典文本”。媚俗啊，媚俗，不在“零散化”中欢呼雀跃，就在“大团圆”欣喜若狂！
“大团圆”的结局着实令人皆大欢喜。看书听音乐看电影从来都是“智者乐山，仁者乐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来说，文本是一个开放性结构，读者有一种“前理解”视野，读者欣赏文本就构成了“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古龙写道，“江湖中的事永远充满了刺激，无论谁都想听听的，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些积郁。听着这些江湖豪杰、武林奇侠的故事，不知不觉就会将自己和故事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心里的积郁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泄了。”
不求解放全人类，只求解放我自己。既然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又何妨以“美丽的谎言”和“人性的证明”来换取一个“大团圆”呢？BEYOND唱道：“我与你放纵此刻千金的一晚，过去了我不须记放心中。漆黑中一触的恋爱放纵不羁，不须把真意对待你。”周星驰说道：“拜托--留点回忆好不好？”于是喜剧大师卓别林携漂亮姑娘走向未知的远方，“生命中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喜剧之王”周星驰受够了家务事清算了豪门恩怨打发了新闻发布会，秋香终于盈怀在抱，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们感叹一番艳羡之余，也获得了心理满足和精神快感。
当然文化有多种定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只能算其中一种，并且是最为丰富多彩、最为乱七八糟的一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说，“文化指一群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造环境。”按此定义，造成文化区分的标准主要是地域，文化类型的时间等差也让位于地域的结构分布，所以无厘头电影的个性突出、现象斐然就在于香港这块多元化的、后殖民的土壤。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追随卡西尔，“我所谓文化，是指象征形式的领域。它集中于表现的象征主义方面，这些都试图以想象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文化模式（Moclalities） 源于所有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不受时代的限制，基于意识的本质。”于是，香港搞笑片作为消费文化，也象征了香港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意义。
法国的布迪厄则认为，“文化的表述立场只能是双向否定（Double Refusal），它的深层结构是：我讨厌X，但我同样讨厌X的相反。”人们一边欣赏周星驰的创意和新奇，一边也腻烦他的虚饰和造作，然而内心的压抑、焦虑和苦闷，都在《唐伯虎点秋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儿女吟唱中得到了豁然冰释。“恰似那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几家院”，那是一个乐园，那是一种梦境。
（五）政治情结：虽千万人吾往矣
政治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沉重话题，知识分子是另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沉重话题。知识分子与政治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沉重话题。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上，这样的话题版本不厌其烦，留给人的创伤难以抚平刻下的记忆也难以诉清。而周星驰塑造的韦小宝，却给这样的话题树立了“另类”的典范。
韦小宝出身妓院，生下来不知其父是谁。少年嬉皮笑脸油嘴滑舌顽皮跳挞，在买醉和卖笑的风月场如鱼得水耍尽聪明。特殊机缘溜进皇宫跟康熙大帝成了好朋友，偶然之际又拜红花会总舵主陈近南为师，红道黑道白道通吃，享尽人间风流快活。政治诗人们从韦公公身上看到了“反清复明，重拯社稷”的渺茫希望，奉劝他取代旧皇建立新朝。本来就是小人得志，低级趣味，政治情结自然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鹿鼎记》俨然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种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