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集体盲视，把所有事都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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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存在这样一个关系网络，审计公司具有取悦客户的动机，这种动机削弱了审计公司的独立性。而且，在整个审计行业，腐败行为也已经司空见惯。在现有法律之下，审计公司在避免被客户解雇和得到客户继续聘用方面具有财务方面的动机。如果一家审计公司没有认可客户的财务报表，那么它就极有可能失去这个客户。审计公司还从非审计服务中获取了很高的收益，其中包括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在许多案例中，审计公司从非审计服务中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其从审计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此外，作为咨询公司，这些审计公司居于妥协地位，向应该公正审计其财务报表的公司提供了具有倾向性的业务建议。个别审计人员最终离开了会计师事务所，并在客户的公司获得了工作。实际上，到客户的公司工作是审计人员发生工作变动的最常见形式。所有这些情况都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同诚实守信地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相比，审计公司取悦客户所获的收益会更多。如果你是审计公司的CEO，是会选择完全独立地审计，还是选择有利于客户的审计方案？
马克·D. 豪泽（Marc D. Hauser）曾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一位知名教授，在研究动物和人类认知方面颇有建树。豪泽在校园中也备受瞩目，他留着时髦的山羊胡子，拥有调皮的眼神和完美的言谈举止，很明显他是一位具有典型领导者气质的人。他是一名非常受欢迎的公众人物，在学生、同事和大众媒体中都很有名气。2010年，有消息传出，哈佛大学发现了豪泽的8项学术不端行为。一年之后，他从哈佛大学离职。虽然无论是豪泽还是哈佛大学都没有说明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但是《认知》（Cognition）学术杂志撤销了豪泽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媒体报道称，曾与豪泽一起工作过的学生指控其对实验室数据造假，哈佛大学决定对他的实验室进行调查。
按照《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说法，豪泽的前研究助理怀疑他研究的真实性并最终将怀疑报告给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豪泽长时间以来持有这样的观点，灵长目动物尤其是猕猴和绒顶柽柳猴像人类婴儿一样具有识别模式的能力。研究助理指控他在对录像带中的猴子行为进行编码时造了假。《高等教育纪事》的报道指出，在一个实验中，豪泽的团队观看录像带，并将猴子的反应方式进行编码。如果猴子识别出了模式，就用一种方法来编码；如果它们不能识别，就用另一种方法来编码。研究规范要求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观察并分别对录像带进行编码，以确保编码的可靠性。
《高等教育纪事》报道的实验中，豪泽和一名研究助理都观看了录像带并进行了编码。另一名研究助理分析了研究结果，发现那位研究助理并没有觉察到如豪泽研究中所预测的现象，即猴子会看到模式变化。然而，豪泽的编码显示，猴子已经觉察到了模式的变化。如果豪泽的编码是正确的，那么这项实验就是成功的并可以公开发表；如果研究助理的编码是正确的，那么这项实验就是失败的。第二名研究助理和一位研究生向豪泽提议，再找一位研究助理进行第三次观察和编码，但是豪泽反对这项提议。在与年轻同事进行了几轮邮件沟通之后，豪泽这样写道：“我都有些生气了。”这名对数据进行了分析的研究助理和那位研究生未经豪泽允许自行查阅了录像带，并独立进行了编码。他们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实验并不成功，豪泽的编码没有如实反映视频中的猴子行为。随着该事件逐渐传开，其他几位实验室人员也表示曾与豪泽发生过冲突，他们认为他对报告中的数据造假，而且坚持使用这些数据。
2010年，就在豪泽学术不端行为的消息传出去之前，我在海牙的一次荷兰政府高级官员会议上做了报告。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让行为决策研究者和心理学者向政府的政策制订者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美国，政策制订者所使用的大多数社会科学知识都来自经济学领域，但是荷兰政府官员似乎对心理学所能给予他们的启示特别感兴趣。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知名心理学教授迪德里克·A. 斯塔佩尔（Diederik A. Stapel）是一位使荷兰政府重视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是邀请我到海牙的学术团队的成员。不幸的是，就在本次会议后不久，斯塔佩尔因多年来伪造数据而被蒂尔堡大学停职，据说他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至少有30篇涉嫌造假。2011年10月31日，蒂尔堡大学的调查委员会透露，起初3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同事报告了斯塔佩尔的不端行为。豪泽和斯塔佩尔的事例表明，年轻同事要团结互助、积极交流，才有可能在公开场合质疑资深前辈。
在中期调查报告中，斯塔佩尔这样回应：
我不配做一名科研人员。我修改了研究数据，伪造了数据，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不是在短期，而是在更长的时间里持续这样做。我意识到同事们对我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气愤。我抹黑了自己所从事的社会心理学，我为此感到羞愧，也非常后悔。我没有顶住业绩评分和发表论文的压力，也没有经受住研究越做越好的诱惑。我太急于求成了。在一个人们独立工作和缺少制衡的体制里，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所犯的错并非出于自私的目的。
就在最近，又有两位非常知名的心理学家被列入了伪造数据的学者名单。所有这些伪造数据的事例都被媒体广泛报道。有意思的是，在豪泽和斯塔佩尔这两个事例中，觉察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对此进行举报的是一些资历较浅的研究人员，而能够接触到相同信息的资深研究人员却对此无动于衷。其中的潜台词是：首先，我认为数据造假应该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其次，此类事件并没有对科学进步产生大的威胁。数据造假的研究人员并不算多，对重要结论进行重复验证的学术规范充分保证了不会出现虚假结论。如果研究结果无法在学术界得到重复验证，那么研究人员的成果通常就会受到质疑。
然而，那些为数不多、明目张胆的数据造假的事例被曝光，很可能让我们忽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我指的并不是系统性造假有未被曝光的可能性。与这两起事件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质疑并最终采取行动的都是年轻同事。当违背诚信和背离学术道德的行为被曝光的时候，大家对此都松了一口气，这对整个学界或者行业才是更值得思考的。大多数学者都声称他们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但是，这种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使我们对诚信受到威胁视而不见，这种威胁比欺诈行为更普遍，媒体却对此没有关注。这种威胁可能会使整个行业失察，造成集体盲视。当普遍的做法无法确保一个行业的诚信时，那么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