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不是更多的监督，而是更明智的监督
2012年6月，英国巴克莱银行首次承认欺诈性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巴克莱银行为这一行为付出了4.5亿美元的罚金。对许多人甚至是那些具有复杂商业头脑的人来说，这则新闻报道并没有多大吸引力。但是同业拆借利率操纵丑闻是一个大事件，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设置同业拆借利率主要是为了用公平有效的利率协调银行间的短期信贷。而许多其他利率也会紧随同业拆借利率来调整，包括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汽车贷款、学生贷款、抵押贷款等的利率。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英国的范围，例如对美国的抵押贷款浮动利率就会产生重大影响。
同业拆借利率的根本性缺陷就在于计算方式过于简单。在每个交易日上午11点，全球主要银行的交易员都要报告自家银行的借款利率。但是各个银行宣布的利率并不是实际发生的借款利率或者他们向其他银行收取的实际利率，而是由银行自行申报的预估利率。预估报价中最高的1/4和最低的1/4不予计算，余下1/2中间报价的利率取平均值。这一计算方式运用于10种货币和15种不同期限的贷款利率。这样，就会计算出150个同业拆借利率，然后这些利率被应用到价值360万亿美元的全球资产交易当中。这意味着，如果所有的同业拆借利率在一年之内平均降低0.1%，全球资产的利息将会减少3 600亿美元。仅仅美国州、县和地方政府在该丑闻中的实际损失估计就有60亿美元。
巴克莱银行根据同业拆借利率的走势做出投资，然后以有利于其投资的方式申报虚假利率。在不做投资时，巴克莱银行故意降低它的预估利率，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内部利率具有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巴克莱银行并不是唯一一家卷入利率操纵的金融机构，有大量证据显示一些银行通过合谋来操纵同业拆借利率。学术研究表明，花旗银行利率低报率要比巴克莱银行高出50%，加拿大皇家银行是最极端的利率操纵者。2012年12月，瑞银集团也因相同的指控被裁定15亿美元的罚金。在这些银行中，也有多人涉案遭到起诉。
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交易员谭志民（Tan Chi Min）承认，皇家银行知晓此事，还参与了一个操纵同业拆借利率的垄断联盟。在交易员的即时通信信息中，苏格兰皇家银行驻新加坡的日元商品交易主管扎斯理·毛希丁（Jezri Mohideen）要求设定同业拆借利率。以下是他们的通信对话。
毛希丁：现在的同业拆借利率是多少？
交易员甲：你想要将同业拆借利率修改到多少？
交易员乙：感到有些纠结，但我还是希望再低一些，这样情况就会发生些许变化。
交易员丙：如果同业拆借利率走低，整个对冲基金界将会亲吻你，而不是打电话来找麻烦。
交易员甲：好的，我会降低1个基点，如果可以，或许会降更多。
接着是谭志民和德意志银行的马克·翁（Mark Wong）对此事的日常交流，这凸显出操纵同业拆借利率对第三方产生的负面影响。
谭：修改同业拆借利率能让你赚或者赔那么多钱，只要一想就让人觉得很兴奋。伦敦现在有一个垄断联盟。
翁：做交易员太难了，尤其是当你不在圈内的时候。
从监督的角度来看，一个国际性交易系统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能从利率操纵中获利的银行恰恰控制着利率的制订。银行可能会为了私利而以整个社会利益为代价去操纵利率，这是多么明白的事，监督者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对于全球金融领域的系统性欺诈行为，主要监管机构怎么能够保持缄默？
该丑闻爆发之后，有人提出了一些合乎逻辑的改革提议，其中包括要求银行提交的同业拆借利率以银行间实际的存款交易为基准，而不是主观的报价。也有人建议，要对操纵利率的类似行为做出刑事制裁。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最突出的问题：为何在发生灾难性事件之后，监督者才意识到要做出这类常识性变革呢？
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负责人。在担任该职位期间，他曾于2008年写信给英格兰银行的负责人，建议尽早对同业拆借利率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建议含糊不清，并没有点明问题的严重性。《卫报》（The Guardian）记者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报道中这样描述盖特纳：“看着金融系统内精心构思的欺诈帝国，我们很难忽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种不自找麻烦的缄默行为能够得到回报，包括获得更高的职位、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果你知道利率操纵和监管失败是系统性的，却保持沉默，那或许就表明你是可靠的，可以被当作自己人。”
这一看法听起来非常有讽刺意味。令人遗憾的是，同业拆借利率丑闻中出现了类似的证据。银行的失败是一种失德行为，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扭曲利率。全世界监督者的失败是没有觉察到整个系统已经腐败，需要在监督层面进行改革。很明显，允许银行基于其自身利益来自主申报利率，显然不是公平公正设定利率的最佳方式。
这一事例说明需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更大程度的监督，这不是更多的监督，而是更明智的监督。监督者和政策制订者需要思考，市场上的行为人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会怎样扭曲市场或者牺牲那些不具有话语权的人的利益。
对无法觉察到重要信息的问题进行反思并不难，这一点我们在媒体上已经充分讨论过了。毕竟，获得这些数据是很容易的。当我们自己进行监督的时候，无论对象是我们的孩子、员工还是同辈，时常会遇到看起来不太对劲的情况。通常，我们会忽视不断增加的数据，或者不敢麻烦其他人以获取更多可以揭示真相的重要信息。因为沉默和自大，我们接受并助长了腐败。
媒体经常对高校的大规模作弊丑闻做报道，其中包括我任教的学校。这类报道关注的总是最终端，即学生的行为。作弊行为确实令人感到遗憾，但是媒体漏报了领导者，即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这些人忽视了引发作弊行为的条件和诱因。在丑闻发生之前觉察到这些情况并对组织进行改革，而不是仅仅关注学生做出的不诚信行为，我相信这才是领导者应该做的。
在下一章，我将继续讨论学术界的腐败问题以及其他议题，焦点将放在教师身上，以便让各位更好地理解：当领导者没有觉察到潜在的陷阱时，整个系统是多么容易滋生腐败。
本章小结
1. 当被其他事务缠身、不具备觉察重要信息的动机，或被周围的人蒙蔽的时候，领导者通常无法获得重要信息。
2. 有效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用于评估下属行为的相关信息。
3. 领导力代表着责任，其中的一个关键责任就是觉察到那些外围的迹象。
4.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识别出哪些信息是必要的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而不是根据那些显而易见的现有信息采取行动。
5. 领导力要求我们质疑反常的数据信息并找到必要的信息，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6. 当领导者没有觉察到潜在的陷阱时，整个系统很容易形成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