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记录了我试图成为一名一流觉察者的历程。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真的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很确信我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拥有了很多导师，他们包括迪克·鲍尔泽（Dick Balzer）、马扎林·贝纳基、帕蒂·贝林杰（Patti Bellinger）、沃伦·G. 本尼斯、艾里斯·博内特（Iris Bohnet）、多莉·舒格、妮塔·巴拉克·科伦（Netta Barak Corren）、马拉·费尔凯尔、皮纳尔·弗莱彻（Pinar Fletcher）、戴维·格根、弗朗西丝卡·吉诺、乔希·格林（Josh Greene）、卡里姆·S. 卡桑、乔治·勒文施泰因、戴维·梅西克（David Messick）、凯蒂·米尔克曼（Katy Milkman）、唐·A. 穆尔、奈如·波哈利亚（Neeru Paharia）、托德·罗杰斯、奥维尔·塞泽尔（Ovul Sezer）、凯蒂·肖克（Katie Shonk）、莉萨·舒（Lisa Shu）、安·坦布瑞斯（Ann Tenbrunsel）、钱春隽（Chia-Jung Tsay）、张婷（Ting Zhang），以及其他现在无法一一提及的诸多合著者和朋友们。
自1998年以来，我的觉察力研究项目就一直受到哈佛商学院的支持。学院里的谈判学、组织学和营销学的学术同人，以及在此期间和我一同工作的优秀博士生，他们都是我从事此项研究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智慧来源。就在最近，我与戴维·格根一同成了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对我来说，这是我将觉察力看作一项关键领导力才能的最重要的经历。在将觉察力视作一项核心领导力才能的过程中，我与戴维和执行理事帕蒂·贝林杰共同管理研究中心，他们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真知灼见、同理心以及满腔的热情。戴维和帕蒂是高效的领导者和一流的觉察者，我目睹了他们如何看到我忽视的信息，这让人印象深刻。沃伦·G. 本尼斯长期担任“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主席，他首次将“一流觉察者”这一术语引入领导力领域。
如果仅凭我一人之力，本书不会有如此高的质量。很久以前，我就觉察到许多人的遣词造句能力要远胜于我，而且我也受益于他们对我的帮助。在过去的20年里，凯蒂·肖克一直是我的研究助理、合著者和校订者。凯蒂对我的草稿进行了润色，让书稿呈现出更好的效果。此外，她还将其觉察技能运用到自己现在的作品中。《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的评论员海蒂·韦斯（Hedy Weiss）评论凯蒂的小说《你现在开心吗？》（Happy Now?）时指出，凯蒂是一位一流的觉察者。来自哈佛商学院的伊丽莎白·斯威尼（Elizabeth Sweeny）是我的助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她对书稿进行了多次校阅，提高了语言表达的清晰度，并富有洞见地对我所传递信息的呈现方式提出了质疑，同时为了保证作品的客观性，也对书稿做了很多额外的引证。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副总裁和资深编辑托马斯·利比恩（Thomas Lebien）是本书的编辑，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为我提供了细致的编辑、指导建议和深刻的见解。本书能够拥有更清晰的逻辑结构和更明确的表达效果，都要归功于托马斯许多深刻的见解。在这之前，我也出版过很多本书，很显然托马斯是我遇到过的最富有洞察力的编辑。
本书的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多莉·舒格。在2001年多莉被招收为组织行为学博士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多莉成了我最珍视的工作伙伴。如果多莉当时决定去攻读另一个方向的博士生，那么我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过去12年中所做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在她哈佛求学的5年时间里，我与多莉和马扎林·贝纳基共同搭建了“有限道德”这一概念，马扎林在他与巴斯卡尔（R. Bhaskar）于2000年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独创性地提出了这一术语。2006年，多莉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纽约大学获得一个长聘教师职位。我与多莉和马扎林的研究成果成了《盲点》（Blind Spot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书的核心部分，这本书由我和安·坦布瑞斯于2011年合作出版。当时我们曾邀请多莉一起作为该书的合著者，由于她还是一名非终身制教授，需要更专注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因而谢绝了我们的邀请。多莉和我创造了“有限认知”这一术语，该术语指明了与本书中详尽论述的觉察力相关的那些主要挑战。这一次，我又邀请多莉成为本书的合著者，她再次以同样的理由谢绝了邀请。我希望下一次的合著邀请能够得到她的肯定回复。最后，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说明：就像我身边的许多人那样，多莉也是一名一流的觉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