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并不“平常”
常识非常重要，也有不少不平常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在不同时间、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反常识案例
最后通牒博弈
几年前，一群有胆识的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以求证常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最后通牒博弈中的表现。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挑选出两个人，给其中一个人100美元，然后这个人需要把得到的100美元分一部分给另外一个人，金额从零到100美元不等。另一个玩家可以接受这种分配，当然也可以拒绝。如果第二个玩家接受了，双方都可以愉快地获得应有的金额；如果第二个玩家拒绝了，那双方都将得不到任何钱。这就是最后通牒博弈。
在工业化社会进行的数百次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实验者会选择平分这100美元，也就是每人50美元，而如果给对方分配的金额低于30美元，则往往会被拒绝。经济学家感到非常意外，他们认为这个结果与经济理性的标准概念相矛盾：就算只有1美元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吧！从严格的理性角度来看，接受者应该同意任何高于0美元的分配。基于此，理性的分配者应该尽可能给接受者分得最少，也就是1美元。当然，只要略加思考就能理解接受者为什么会选择拒绝了——这种分配方式太不公平了，不能因为你有这种权力就提出这么霸道的要求。如果分配者提出的金额低于总数的1/3，接受者就会觉得被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们宁愿放弃本该得到的一大笔钱，也要教训一下吝啬的分配者。预料到这个反应后，分配者就会倾向于提出一个接受者普遍会认为比较公平的分配方式。
对于这个突破性的发现，你可能认为经济学家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其实这样想的不止你一个。如果说这其中有什么像常识，那就是人们认为公平和金钱同样重要，有时他们甚至更加关心公平。当实验人员在5个洲的15个小型前工业化社会中重复做这个实验时却发现，不同社会的人对于公平的理解各不相同。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秘鲁的马奇圭噶部落，分配者倾向于分给对方的钱只有1/4，而且提议也不会被拒绝。相反，另一个极端情况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乌部落，那里的居民愿意拿出一半以上的钱给对方，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高度公平”的提议往往和不公平的提议一样被拒绝。9
这些差异又该如何解释呢？原来，阿乌部落有交换礼物的习俗，接受了别人的馈赠之后，就得在未来适时给予回馈。阿乌部落没有类似的最后通牒博弈，所以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这种陌生的互动与他们最熟悉的社会交易，也就是礼物交换习俗对应起来，并据此做出反应。西方实验对象眼中的“天降之财”，对于阿乌部落的人来说，就是一笔“非分之财”。相比之下，马奇圭噶部落的人们只对直系亲属尽忠，因此在与陌生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他们往往把这件事想作自己熟悉的领域，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公平提议，并且在面对明显不公平的分配时，他们也不会像西方地区参与实验的人那样表现出愤怒，对他们来说，即使是少量的钱财也是赚了。
一旦你了解了阿乌、马奇圭噶部落文化的特征，这些令人困惑的行为就合情合理了，甚至你会认为这也是常识。当然也确实如此。我们认为，在现行的世界里，公平互惠是常识性原则，人人都要遵守，受到无故侵犯时就要反抗。同样，在15个前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对于世界的运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这些理解可能和我们的不同，但只要接受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常识和逻辑就和我们的一样合情合理了。如果在他们这种文化中长大，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只有两个人拥有足够相似的社会文化经历时，常识才能称得上“平常”。换句话说，常识依赖于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提出的集体隐性知识，该知识贯穿于社会规范、习惯和实践中。10柯林斯指出，集体隐性知识只能通过参与社会活动习得，这就是为什么机器难以学会的原因。但这也说明，对某人来说合情合理的事，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显得非常奇怪，甚至难以接受。比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指出，在不同时期和文化之间，人们对两性畸形儿童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罗马人憎恶并杀害这些儿童，希腊人容纳他们，纳瓦霍人尊敬他们，东非的波克特部落则简单地把他们看作一种“错误”，要么留着他们，要么就丢了，就像是对待一个破罐子一样11。同样，像奴隶、献祭、食人、裹脚、女性割礼这些在当代文化中广受诟病的行为，却曾在（甚至仍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
集体隐性知识
Collective Tacit Knowledge
群体长期以来所共同经历的生产过程、事件、心理和认知体验构成的难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明确表述的知识，这种知识以一种不言自明的形式存在。
此外，常识深深扎根于社会体系之内，这就导致了常识上的分歧往往难以消除。比如，有些在纽约长大的人会认为，纽约是个犯罪猖獗的污水坑，人情淡漠，缺乏信任。有一条新闻报道称，曼哈顿有一小部分居民从来不锁门，这让那些人大感意外。报道中指出，纽约的大部分人都觉得不锁门的人实在太疯狂了。正如一位女士所说：“我在高层公寓中住了15年，这里有门卫看护，也从未听说公寓里有盗窃案件发生，但这些与锁门无关，锁门是常识。”有人对不锁门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这种反应也让不锁门的人感到惊讶。12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相关人士的说法近乎精确地反映了格尔茨在爪哇岛的巫术研究中的经历。这个研究提到一个小故事：“爪哇岛的一个男孩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他的家人都认为这是男孩已故爷爷的灵魂推了他一把，因为他们忽视了某些祭奠仪式。对他们来说，整件事情从始至终就是他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而且的确全部发生了。反过来，他们对我的不解感到困惑。”
换句话说，常识问题上的分歧很难解决，因为双方甚至不知道在什么立场上才能开展合理的论证。无论是西方人类学家对于印度尼西亚前工业化部落的巫术研究，还是纽约人对有些人不锁门行为的异议，或是美国步枪协会反对“布雷迪运动”对美国人可购枪支种类的管理，无论是什么行为，只要人们相信它是一个常识，就会百分之百确信，而对其他人表现出的不解感到困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