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不出的循环论证的怪圈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上述结论。在一次聚会上，当我向一位英国文学教授解释起这个问题时，她几乎是冲着我喊道：“你是说莎士比亚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吗？”实际上，这确实是我想说的。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莎士比亚。我知道，我对他的喜欢并不是空穴来风。与西方国家的其他人一样，高中时我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学习他的戏剧和十四行诗。一开始和很多人一样，我也不太明白他的作品为何这么受欢迎。想象一下，在读《仲夏夜之梦》时，暂时先忘记这是一部天才之作，当看到泰坦尼亚向一个长着驴头的男子示爱时，你可能会疑惑莎士比亚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可能跑题了，我想说的问题是，无论我的同学如何理解读到的作品，我总会下定决心欣赏老师口中的大师之作。如果我没能做到，那就是我的失败，不是莎士比亚的错。因为莎士比亚和达·芬奇一样，都是天才，所以和《蒙娜丽莎》一样，莎士比亚的作品出名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但重点是，将莎士比亚的“天才”归因于其作品的某些特性，会让我们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之中：莎士比亚是天才，因为他是莎士比亚，不是其他人。
虽然循环论证（即X的成功是因为X有X的特性）很少这样出现，但它在探究事物成败缘由的常识解释中随处可见。比如，一篇研究《哈利·波特》取得成功的原因的文章中写道：“在一个寄宿学校的故事背景中插入灰姑娘般的情节，这已经是一个优势了。再加上一些卑鄙、贪婪、嫉妒或黑心的反派人物来增加紧张感，最后宣扬勇气、友谊的价值和爱的力量，并结束于一种无可辩驳的道德价值观，这就有了重要的必胜要素。”也就是说，《哈利·波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具有《哈利·波特》的特性，而非其他原因。
同样，当Facebook刚流行起来的时候，传统观点认为，它的成功在于仅向大学生开放。到2009年，Facebook早就对每个人开放了，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Nielsen）的一份报告又把它的成功归因于其广泛的吸引力、“简单的设计”和“对联系的专注”。也就是说，Facebook的成功完全是因为它具有Facebook的特性，即使这些特性本身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或者，再看看那篇盘点2009年度电影的新闻报道，它从电影《宿醉》（The Hangover）的成功中得出：“那些可以引起共鸣而且无须思考的喜剧是经济衰退的最佳慰藉。”这暗示了《宿醉》的成功就是因为观众想看一部这样的电影，而非其他原因。在以上例子中，我们认为X的成功是因为它刚好具有成功所需要的特性，但我们知道的所有特性却正是X拥有的。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这些特性就是X的“决胜法宝”。4
除了利用循环论证解释“成功”的原因以外，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比如，在一篇关于“在经济衰退后期，消费者行为显著减少”的报道中，一位专家用观察的结果解释了这一变化——开着宝马冲到红绿灯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引人注目了，因为标准变了。换句话说，人们做X，是因为X是标准，遵循标准很正常。很好，那我们如何知道某件事是不是标准呢？那就看人们是否都在这么做。这不是个例，一旦你开始注意，就会惊讶地发现，很多解释中都包含了循环论证。无论是女性获得选举权，允许同性伴侣结婚，还是有色人种被选为总统，我们都在用社会“准备好了”来解释这些社会趋势。而我们知道社会已准备好的唯一方法就是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表达的真正意思是：“X的发生是因为这就是人们想要的，而我们知道X是人们想要的是因为X发生了。”5
微观－宏观问题，缺失的底层解释
在常识解释中，循环论证非常重要，因为它源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知识性问题，社会学家称之为微观－宏观问题。简单说来该问题就是，社会学家试图解释的结果在本质上是“宏观的”，也就是它们涉及了大量的人，比如画作、书籍、明星等，它们的流行程度取决于大量人的关注度；再比如公司、市场、政府，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组织，需要大量人遵守它们的规则才能发挥作用；还有像婚姻、社会规范，甚至是法律规则这样的制度，它们的普及水平则取决于大量人的信奉程度。同时，这些结果的产生也受个人“微观”行为的影响，也就是第1章提到的人们所做的各种选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从个人的微观选择中总结出社会世界的宏观现象呢？换句话说，家庭、公司、市场、文化、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为什么展现出这样的特征呢？这就是微观－宏观问题。
微观－宏观问题
Micro-Macro Problem
社会学家试图解释的结果在本质上是“宏观”的，也就是它们涉及大量的人。这些结果的产生也受个人“微观”行为的影响，也就是人们所做的各种选择的影响。
事实证明，在自然科学的每个领域都会出现类似的微观－宏观问题，而且它们通常具有“涌现”的特征。比如，原子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氨基酸分子的？氨基酸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蛋白质的？蛋白质和其他化学物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活细胞的？活细胞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像大脑这样复杂的器官的？器官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感觉、会思考的人的？由此看来，这是一个复杂的金字塔结构，最底层是亚原子粒子，最高层是全球社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处于金字塔顶端。在金字塔的每一层中，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从一“层”到上一“层”？
纵观历史，科学界都在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跨层级的“专业分工”。物理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的一套事实、法则和规律；化学是另一个不同的学科，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事实、法则和规律；生物学又是另一个全新的学科，以此类推。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不同层级的规则必须保持一致，不可能有违背物理学定律的化学反应存在。一般来说也不能从下层的定律推导出适用于上层的定律。比如，了解单个神经元的所有行为对于理解人类心理学没有多大帮助，掌握粒子物理学对于解释突触的化学性质也基本没有用处。6
科学家们眼中最有趣的问题，无论是基因组革命，生态系统保护，还是电子网络的级联故障，都在迫使他们同时考虑多个层级的问题，直面“涌现”问题。比如，不同基因相互激活或抑制，从而表现出了单个基因无法表达的表型性状；不同植物和动物相互捕食、共生、竞争、合作，从而形成了单个物种无法产生的生态系统特性；不同发电站和变电站通过高压输电电缆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单个组件无法出现的系统动态。
社会系统中也充满了相互作用。无论是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个人、公司与市场之间，还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这种相互作用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受到他人言行穿戴的影响；公司受到消费者需求、竞争对手的产品或债权人要求的影响；市场受到政府规定、公司，甚至某些个人（如沃伦·巴菲特或本·伯南克）行为的影响；政府也受到企业说客、民意调查、股市指数等各种形式的影响。事实上，在社会学家研究的各种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形式有很多，其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涌现”问题，也就是说微观－宏观问题可能比其他任何学科中的问题都复杂和棘手。
不过，常识可以掩盖这种复杂性。发现“涌现”问题很难，因为整体行为不能轻易地与自身各部分的行为联系起来。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对此已心照不宣。比如，我们并不会把单个基因的行为当作基因组的行为，也不会把单个神经元的行为当作大脑的行为，或是把单个物种的行为当作生态系统的行为。这些问题听起来本身就很荒谬。当谈论到社会现象时，我们讨论的确实是家庭、公司、市场、政党、细分人群、国家这样的“社会角色”，就好像它们的行为或多或少与构成它们的人相同。也就是说，是家庭“决定”去哪里度假，公司“选择”商业策略，政党“推行”立法议程。同样，广告商谈论的也是吸引“目标人群”，华尔街交易员剖析的是“市场”行情，政治家讨论的是“人民的意志”，历史学家则将革命描述为“狂热的社会”。
正如人们所知，公司、政党，乃至家庭，它们并无情感，没有思想，不会像人一样想象未来，也不会受到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心理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知道“社会角色”的“行为”实际是对众多个体的群体性行为的一种简便“速写”，而这种速写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解释事物的必备能力。试想一下，如果你想要重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却不提盟军和纳粹的行为；想要理解互联网，却不谈像微软、雅虎、谷歌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行为；想要分析美国医疗改革之争，却不涉及民主党、共和党的利益或“特殊利益”，会发生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世上根本就没有‘社会’，有的只是男人、女人和家庭。”7但当我们真的尝试用撒切尔的说法解释世界时，就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
个人主义方法论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许多个人的聚集（整体上是个人主义的一种形式），以此解读和研究许多学科。在最极端的形式上，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整体”只不过是“许多个体加起来的总和”（原子论）。
在社会科学中，撒切尔的哲学立场被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该研究方法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成功地用个人的思想、行动和意图解释出某个社会现象，比如《蒙娜丽莎》的走红或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就不算彻底地解释了该现象。一些解释方法将个人心理动机赋予公司、市场或政府这样的实体，这或许很方便。正如哲学家约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所言，它们并不是“最底层”（rock bottom）的解释。8
个人主义方法论者想要建立那种“最底层”的解释，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尝试都陷入了微观－宏观问题之中；因此，社会科学家在实践中引入了“代表性个体”（representative agent）这种虚拟个体，用他们的决定代表集体的行为。举个简单但很重要的例子，经济由数千家公司和数百万人支撑，他们决定着买什么、卖什么和投资什么，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即一段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综合经济活动的时间周期。理解商业周期的动态变化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影响了政策制定者应对经济衰退等问题的决策。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模型根本不能反映经济系统巨大的复杂性。他们只是指定了一个简单的“代表性公司”，并在考虑其他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研究该公司将如何合理分配资源。简单来说就是，该公司的反应就代表了整体经济的反应。9
“代表性个体”忽略了成千上万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极大地简化了对商业周期的分析。实际上，它假定经济学家只要有解释个人行为的良好模型，就意味着有了可以解释经济行为的良好模型。由于“代表性个体”未考虑到复杂性，该方法实际上忽略了微观－宏观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宏观经济现象之所以被称为“宏观”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个人主义方法论奠基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抨击“代表性个体”是一种有缺陷的误导性方法。10
在实践中，个人主义方法论已经败下阵来，其失败不仅限于经济领域。随便看看涉及“宏观”现象的历史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工作，比如关于阶级、种族、商业、战争、财富、创新、政策、法律或政府的研究成果，你都会发现其中充斥着“代表性个体”。实际上，个人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非常广泛，致使用虚拟个体代替现实中群体的做法也非常普遍，这种现象就如同魔术师在观众看着别处时，悄悄把兔子放在帽子里。
无论过程如何，“代表性个体”只是一种简便的方法。无论我们如何用数学或其他方法来粉饰它，那些使用“代表性个体”的解释在本质上都犯了和常识解释一样的错误，即使用描述个体的术语来讨论公司、市场和社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