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有一次，但可以“重演”
既然在日常生活和专业训练中，这种学习的准实验方法非常有效，那么常识解释会在不知不觉中运用同样的推理来解释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件就不足为奇了。但直到现在，你仍可能在怀疑常识解释的方向是否正确。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些涉及众多人在一段时间内相互作用的问题，框架问题和微观－宏观问题的结合就意味着，每种情况都在某些重要方面与我们之前经历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无法进行两次完全相同的实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就如同没有人真的认为发生在两个地方的战争有直接的可比性一样。所以在将一种情况中吸取的教训应用到另一种情况时，我们必须谨慎。同样，也没有人认为通过研究《蒙娜丽莎》的成功，我们就真的能理解当代艺术家成败的原因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一些教训，不过我们很容易夸大自己学到的内容。
比如引起大家热议的问题：2007年秋天，美国向伊拉克增兵事件是否减少了2008年夏季伊拉克逊尼派三角地带的暴力事件呢？从直觉上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就在增兵实施后不久，暴力事件就开始减少了，而且增兵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目的和时机表明，增兵措施和暴力减少之间具有较强的因果关系，就像美国政府总是宣称这是自己的功劳一样。但2007年秋季和2008年夏季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
一种确定的方法是，多次“重演”历史，就像我们在“音乐实验室”做的那样，然后观察有无增兵分别会发生什么。如果在所有“历史版本”中，我们发现，如果有增兵，暴力事件就会减少，而没有增兵则不会减少，那么我们就可以负责任地说，是增兵促使暴力事件的减少。相反，如果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增兵的情况中，暴力事件没有任何变化，或者无论是否增兵，暴力事件都会减少，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暴力事件减少，但很明显不是因为增兵。当然，在现实中，这个实验只能进行一次，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其他情况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促使暴力事件减少。但是，缺乏“反事实”的历史版本并没有让人心生疑惑，相反，它让我们更愿意相信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法避免的。
这种倾向被心理学家称为“渐进决定论”（creeping determinism），它与著名的事后偏差现象密切相关，也就是人们倾向于在事后认为“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在实验室进行的各种实验中，心理学家要求参与者对一些未来事件做出预测，然后在事情发生之后对参与者进行回访。当研究对象回忆起先前所做的预测时，相比之前的回答，他们总是说自己对正确预测的事情更有把握，而对那些错误预测的事情更不能确定。然而，渐进决定论与事后偏差现象也有着细微的区别，前者更具欺骗性。事实证明，我们可以通过提醒人们，他们在知道答案之前说了什么，或者让他们记录自己的预测结果，从而避免事后偏差。但是，即使我们能准确地回忆起自己当初对事件的发生有多么不确定，承认如今事件的发生出乎自己的意料，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事件的结果无法避免。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增兵可能对后来暴力事件的减少没什么影响。但是，一旦我们知道暴力事件真的减少了，是否早就知道它会发生（事后偏差）就无所谓了。我们仍然相信，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它确实发生了。3
取样偏差，让我们得到想要的结果
渐进决定论表明，我们没有对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给予应有的关注。但同样，我们也很少注意到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比如，我们会注意到自己错过了火车，却没注意到很多时候我们前脚刚到，火车后脚就到了；我们会注意到自己在机场偶遇了熟人，但如果没有遇到就不会放在心上；我们会注意到连续10年赢过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共同基金经理或者连续多场安打的棒球运动员，却不会注意到那些没有突出表现的基金经理或者运动员；我们会注意到新出现的潮流或成功的小公司，却不会注意到那些昙花一现的潜在潮流趋势或新公司。
相比于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更重视那些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对“有趣”之事感兴趣了。我们为什么要对无聊的东西上心呢？然而，这使得我们构建的解释只包含了一部分数据。比如，如果我们想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很有钱，为什么有些公司会取得成功，那么寻找富人或成功公司之间的共性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这个方法无法解释的是，那些不富裕的人或不成功的公司可能也有很多同样的特性。找出区分成功和失败的特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两者都考虑在内，并寻找其中的系统性差异。然而，由于我们关心的是成功，所以考虑失败因素似乎毫无意义，或者索然无味。因此，我们推断，某些与成功相关的特性，实际上也同样与失败有关。
当我们关注的有趣之事鲜有发生时，这种取样偏差的问题会尤为突出。比如，1979年10月31日，美国西部航空公司“2605号”班机在墨西哥城降落时，错误地降落在一条封闭的跑道上，并与地勤车相撞。很快，调查人员找出了导致此事的5个因素。
第一，飞行员和领航员都处于疲劳状态，在过去24小时里，他们都只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机组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沟通出现混乱：空中交通管制员指挥飞机按照封闭跑道的雷达信号进场，然后再转到开放跑道降落。
第三，由于出现无线电故障，该方法的一个关键步骤没有发送出去，使混乱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第四，机场当时被大雾笼罩，飞行员无法看清开放跑道和地勤车。
第五，交通管制员当时脑子有些不清楚，可能是压力太大让他认为亮灯的是那条封闭的跑道。
对于这场事故，心理学家洛宾·道斯（Robyn Dawes）解释说，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这些因素（疲劳、通信混乱、无线电故障、大雾和压力）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单独出现都不会导致事故发生，但它们结合起来却是致命的。这个结论听起来很合理，而且和我们熟悉的对空难的一般解释也基本一致。但道斯也指出，这5个因素同样出现在许多没有发生空难的例子中。因此，如果我们不是从事故发生之后反向寻找原因，而是正向寻找，可能会发现疲劳、通信混乱、无线电故障、大雾和压力的组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导致空难发生。4
这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的不同之处正如图4-1和4-2所示。图4-1是“2605号”航班的事故调查确定的5个危险因素和所有相应结果，其中一个结果是发生事故，但也有其他不会发生事故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它们，发生事故的概率将会很小，但它们存在也不意味着事故会发生或很可能发生。然而，一旦知道发生了事故，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会转向结果一边，如图4-2，所有的“无事故”结果都消失了，因为我们不再试图解释它们，而只是试图解释事故，因此“无事故”结果消失了。结果是，本来图左边的因素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事故是否会发生，而现在看来却预测得很准确了。
图4-1 5个危险因素和所有相应结果
图4-2 “无事故”结果消失
飞机失事后，我们通过调查可以找出导致事故的潜在因素，从而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这显然是一件好事，但这会让我们忍不住把这些潜在因素当作飞机失事的充分条件，从而干扰我们找出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其他一些小概率事件，比如校园枪击案、恐怖袭击和股市崩盘等也是如此。比如，大多数校园枪击案的枪手都是十几岁的男孩，他们与父母关系疏远或者关系紧张，受到电视和视频游戏中暴力内容的影响，与同龄人不合，并幻想过报复行为。但是，成千上万的十几岁男孩都有这些特征，而他们几乎都没有做出伤害他人之事。5同样的情况还有，2009年圣诞节那天，在一架飞往底特律的西北航空航班上，一个23岁的尼日利亚青年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差点儿炸毁飞机，他利用的所谓的系统故障包含了情报和国土安全部门犯的各类错误和疏漏，这些错误每年都可能发生上万次，但它们几乎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同样地，股市崩盘的那些日子也和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