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见之明，人人都是事后诸葛亮
渐进决定论和事后偏差共同导致了常识解释陷入“后此谬误”中。这种谬误与因果关系的基本要求有关——为了说明A导致了B，A必须先于B发生。如果一个台球在被另一个台球撞击之前就移动了，那一定是其他东西导致的。同样地，如果我们感觉到有风，接着看见附近一棵树的树枝开始摇晃，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是风刮动了树枝。以上结论无可厚非，但不能仅仅因为B在A之后发生，我们就说是A导致了B。如果你听到一只鸟在鸣叫或是看到一只猫爬上了墙头，然后看到树枝摇动，你可能不会认为是鸟或者猫导致了树枝摇动。这一点显而易见。在物理世界中，我们有足够完美的理论来解释事物的运作，因此我们通常可以分清哪些解释是合理的，而哪些是不合理的。但是，当涉及社会现象时，常识却总会让各种潜在原因看上去都很合理。结果便是，当我们目睹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就想当然地推断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后此谬误。
后此谬误
Post Hoc Fallacy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如果事件A出现在事件B之前，必然是事件A导致的事件B。这是一种以结果解释原因的理论。
个别人物法则就是后此谬误的一个典型例子。当有趣的事物出现时，无论是意想不到的畅销书、突然成名的艺术家，还是热销产品，总会有人先于他人一步发现，这个人看起来就颇具影响力。事实上，《引爆点》一书中有很多关于有趣之人的故事，这些人都在重要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从波士顿到莱克星顿的午夜狂飙，激励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并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是一位性欲旺盛的加拿大空乘，因此成为美国艾滋病传播的“0号病人”；洛伊丝·韦斯伯格是格拉德威尔早期《纽约客》文章的主人公，她擅长社交，人脉资源丰富，因此影响力很大；还有曼哈顿东村的“潮人”，他们在“暇步士”品牌重新流行起来之前就开始追捧它的鞋了。
这些故事很棒，也很难让人不认同格拉德威尔的观点，即某些意外事情的发生肯定得到了特殊之人的帮助。比如1775年4月17日，美国民兵组织在莱克星顿保卫战获得成功肯定是因为里维尔的助力。格拉德威尓的解释令人信服，因为他也讲述了当晚另一位骑手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的故事。道斯也试图提醒当地民兵组织，不过他经过的路线和里维尔不同。里维尔经过的路线上的居民第二天都武装了起来，而道斯经过的路线上的当地人——如沃尔瑟姆、马萨诸塞等地的人们，直到英军到来时也未做防备。由于两人的路线不同，导致产生的结果不同，而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两人性格的不同：里维尔是“连接者”，他擅长沟通、组织能力强，而道斯不是6。
但格拉德威尓没有考虑到的是，两场夜奔之间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因素：路线不同、城镇不同、人不同，不同的人听到消息后选择提醒的人也不同。里维尔可能确实像格拉德威尓说的那样魅力非凡，而道斯不是。但实际上，当晚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事情的结果归因于两个人的内在特性，就像不能把《蒙娜丽莎》的成功归因于其特性，或是把2008年伊拉克逊尼派三角地带的暴力事件的减少归因于增兵事件一样。也就是说，像里维尔这样的人，虽然事后看来好像确实有影响力造成某些出乎意料的结果，但他们可能更像我和道兹在模拟实验中发现的“偶然影响者”，这些人的影响力实际上取决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
反常识案例
因果错觉
后此谬误特别容易产生“偶然影响者”。比如，2003年年初，香港暴发非典疫情，在随后的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一位年轻的男性病人。他来到香港，之后到威尔斯亲王医院看病，直接感染了50个人，并最终导致医院里的156人染病。随后，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疫情导致中国香港第二次疫情的大暴发，疫情进而又蔓延到了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基于对非典疫情的类似案例研究，越来越多流行病学家认为，流行病的最终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级传染者的活动，就像杜加或威尔斯亲王医院里的那位男性病人一样，他们单独传染了很多人。
但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案例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本在于，当那位男性病人来医院看病时被误诊为肺炎。按照标准程序，感染了不明呼吸道病毒的病人应该予以隔离，但医院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误诊的非典感染者安排在了通风不畅的开放病房里。更糟糕的是，因为被诊断为肺炎，病人的肺里还被插入了支气管呼吸机，使大量病毒粒子被散播到周围的空气中，加上病房拥挤，导致很多医务人员和其他病人也被感染。这种情况非常有助于疾病传播，至少在医院是这样的。因此，整件事的关键不在于病人，而在于病人就诊的具体细节。在此之前，病人的一切都不会让你怀疑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他确实也没有。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非典疫情暴发之后，人们将注意力放在超级传染者身上也是一个错误，正确的关注点应该是病毒传播的条件。不久之后，下一场大规模的非典疫情在香港淘大花园的一幢公寓中暴发。这次的传染者在医院接受肾衰竭治疗时被传染，他同时有严重的腹泻。不幸的是，他住的这幢公寓中的管道系统年久失修。因此，通过泄漏的下水道，病毒扩散，感染了楼里的另外300个人，而这些受感染者都没有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因此，无论从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病人特征中研究出了什么关于超级传染者的经验教训，都对淘大花园的感染事件毫无作用。在这两个案例中，所谓的超级传染者只不过是在其他更复杂的情况下偶然得到的副产品而已。7
如果在1775年4月17日的莱克星顿，里维尔和道斯互换一下路线，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结果可能完全相同，有可能在历史上留名的就换成道斯，而不是里维尔。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淘大花园的疫情暴发事件是由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与此相同，在莱克星顿的胜利则取决于数千人的决定和相互作用，更不用说其他的偶然事件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总是把结果归因于少数特殊之人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想法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作，而真实世界并非如此。在这个例子以及其他很多例子中，常识和历史共同产生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因果错觉。一方面，常识可以很好地做出合理解释，无论是关于特殊之人、特殊特性，还是特殊条件。另一方面，历史会有意摒弃大部分事实，只留下事情的主线来进行解释。因此，常识解释似乎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但实际上，这些解释不过是对已发生事情的描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