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发生的历史无法讲述
人们无法将历史事件“发生了什么”与“为什么发生”区分开，这就给想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教训的人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清楚所发生事情的原因，但至少可以确信发生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对过去事件的文字描述应该是常识性问题。然而，俄裔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指出，历史学家针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对历史参与者来说其实毫无意义。柏林用托尔斯泰著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个场景阐明了这个问题：
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在波罗底诺战场上徘徊，寻找他认为预先布置好的什么东西，或者历史学家或画家所描绘的战争。但他找到的只有：一个人在偶然考虑到想要的东西时都会产生的困惑……总的来说，这一系列“偶然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无法追踪，更无法预测。这些松散的事件形成了不断变化的无序模式8。
面对这样的异议，历史学家可能会回应说，别祖霍夫只是不擅长观察战场上的各个方面，也可能缺乏实时整合细节的能力。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对待战争的观点和别祖霍夫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有时间收集和整合来自不同参与者的信息，虽然这些参与者中没有一个人目睹了全局。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要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确实很难，甚至不可能做到。但这一困难完全决定于一个人收集和整合相关信息的速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学家的回应就意味着别祖霍夫这样的人可能已经知道了理论上波罗底诺战役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事实上并不知道。9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可以召唤出一位可以看到全部真相的人，他能实时观察到托尔斯泰描述的战役或其他事件中所有的人、物、行动、想法和意图，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事实上，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就曾提出过这样的假设，他称这个人为“理想记录者”（ideal chronicler，简称IC）。人们可能会问，理想记录者会观察到什么呢？首先，相比可怜的别祖霍夫，理想记录者有很多优势。他不仅可以观察到波罗底诺战场上每个士兵的一举一动，还可以观察到当时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且理想记录者一直都在，他知道任何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并能整合全部信息，甚至可以推断事情的走向。也就是说，理想记录者掌握的信息比任何历史学家都全面，信息处理能力也更强大。
尽管如此，理想记录者仍然存在和别祖霍夫一样的问题，他们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描述发生的事情。因为当历史学家描述过去的时候，总要用到丹托所说的“预测型叙述句”，也就是那些旨在描述某个特定时间点发生的事，却又涉及未来事情的语句。举个例子，“一年前的一个下午，鲍勃正在自家花园里栽种玫瑰”，这就是丹托所说的“正常语句”，它只是描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句子稍微做一下修改，就可以变成，“一年前的一个下午，鲍勃正在自家花园里栽种他的获奖玫瑰”，这就成了“预测型叙述句”，因为它隐含了一件在栽种时尚未发生的事情——鲍勃种的玫瑰获奖了。
这两句话的区别似乎很小，但丹托指出，只有第一类语句，即正常语句，对当时的参与者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鲍勃当时可能会说“我正在种玫瑰”或者“我正在种玫瑰，它们将来可能会得奖”。但如果他说“我正在种我的获奖玫瑰”，那就很奇怪了，因为在当时它们实际上尚未获奖。三个语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两个句子对未来做出了预测——鲍勃有天可能会把自己种下的花苗送去参赛，并认为它们可能会获奖；而第三个句子假定了一个具体事件的发生，一件只有在实际发生之后才能影响当前的事情。只有当鲍勃是一位知晓未来的预言家时，他才能这么说，因为只有这时，他才能像回望过去那样谈论当下。
丹托认为，无所不知的理想记录者也不能使用“预测型叙述句”。因为他虽然知道现在发生的一切，也知道所有事情的起因，甚至能够推断出所有事情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但不能预见未来，也不能根据正在发生的事情预见未来。因此，1337年，当英法舰船在英吉利海峡发生冲突时，理想记录者知道可能会发生战争，但他不可能意识到“百年战争由此开始”。这不仅因为当时英法两国的冲突还不为人知，而且“百年战争”一词也是战争结束很久之后才被用来描述1337—1453年间的一系列冲突的。同样，当艾萨克·牛顿发表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理想记录者可能会说这本书对天体力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可能预言它将彻底改变科学。但是，要声称牛顿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或者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就不是理想记录者能做的事了。因为这些是“预测型叙述句”，只有在未来事情发生之后才能说出来。10
这听起来像语义方面的小争论。当然，即便理想记录者不能准确地使用历史学家使用的词语，他也能知道正在发生之事的本质。但事实上，丹托认为，抛开“预测型叙述句”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预测型叙述句”是历史解释的精髓。这就是关键所在，因为那些历史记录一般描述的只是事实，不含任何感情色彩。然而，正如柏林和丹托所言，对发生之事进行纯粹的文字描述根本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它们也不是为了做出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不是要重现历史事件，而是要解释其重要性；而解释重要性及其原因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发生之事看作结果。根据定义，这里的结果指的是那些最优秀的理想记录者也无法掌握的信息。因此，正在发生的历史无法被讲述。这不仅是因为参与者太忙或者当局者迷，而且还因为正在发生之事在其含义没弄清楚之前是说不清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弄清楚呢？事实证明，即使是这种简单的问题也会给常识解释带来麻烦。
不到最后永不结束
在经典影片《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中，布奇、圣丹斯小子和埃塔决定逃到玻利维亚去，甩开在美国惹的麻烦。布奇说，在玻利维亚，遍地都是金子。但当他们从纽约乘船，经过漫长而刺激的旅程到达玻利维亚后，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个满是猪和鸡，还有几间破石屋的脏院子。圣丹斯小子非常生气，埃塔看起来也很沮丧，但布奇乐观地说：“在玻利维亚，你的钱会更值钱。”圣丹斯小子嫌弃地回答说：“这里能有什么你想买的呢？”当然我们知道，对这两个可爱的银行劫匪来说，事情很快就会有好转。果然在经历了一系列好玩的不幸遭遇之后，情况变好了。但我们也知道，电影最终以悲剧收场：布奇和圣丹斯小子冲出自己的藏身之处，拔出手枪，冲进枪林弹雨中，电影最后定格在了那个深色画面上。
所以，去玻利维亚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呢？直觉上看好像不是个好主意，因为它导致了布奇和圣丹斯小子最后的死亡。但现在我们知道，这种思维方式受到了渐进决定论的影响，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悲惨结局，所以故事必定以悲剧结尾。因此，为了避免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在想象中多次重演故事。比较一下，如果布奇和圣丹斯小子做出的决定不同，他们可能会遇到哪些不同的结果。但是，在这么多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应该选择哪个时间点进行比较呢？首先，离开美国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如果他们落在警察乔·勒弗斯手中，肯定必死无疑，正是因为逃离了美国才有了接下来欢快有趣的旅程。在后来的故事中，这个决定又好像很糟糕，有这么多地方可以逃，为什么偏偏选玻利维亚这个偏僻的不毛之地呢？再后来，这个决定似乎又不错，他们从小镇银行里轻松地抢来了不少钱。到故事最后，这又变成了一个坏主意，他们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了代价。换句话说，即使给他们预见未来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他们可能仍会对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他们在未来的哪个时间点进行判断。那么哪个时间点才是合适的呢？
由于电影的时长有限，所以评估每件事的合适时间点显然是在电影的最后。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可没有这么清楚。正如故事中的人物不知道何时是结尾，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何时会到最后一幕。即使我们知道，到了临终前的最后时刻，也很难对所有选择进行判断，无论这个选择多么微不足道。事实上，即使到那时，我们也无法确定自己取得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当阿基里斯决定去特洛伊时，他至少知道自己在用生命换取不朽的名誉。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做出选择远没有那么明确。今天遭遇的尴尬可能是明天的宝贵经验，昨天的“大功告成”可能会变成今天的痛苦讽刺。也许我们在市场中淘到的一幅画是一件古董名画；也许一个家族企业的领导者会被曝出一些不为人知的丑闻从而一落千丈；也许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取得伟大的成就，而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我们教给他们的很多不起眼的小道理；又或许，我们会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孩子推入错误的职业生涯，葬送他们获得真正幸福的机会。有些选择在我们做出时好像无关紧要，但可能有一天会变得无比重要；而有些选择虽然在目前看来非常关键，其实到后来意义并不大。因此，直到最后结果出来时，我们才可能做出判断。当然，就算到那时，我们也可能不知道对错，因为其意义并不全由我们决定。
换句话说，在生活中，很多时候“结局”不过是个实用的虚构概念。基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一次性、彻底地评估出某个行为的后果，但在现实中，我们标记为结果的事件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结局。相反，它们只是人为设定的“里程碑”，就像电影的结局只是人为的结束而已，但在现实中，故事还要继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从不同的“结局”中得到不同的经验教训。比如，我们发现有一家公司非常成功，想要在自己的公司里效仿，那该怎么做呢？常识（或众多畅销商业图书）会建议我们研究成功的公司，找出成功的要素，然后在自己的公司中效仿这些方法和特点。但如果我告诉你，一年后这家公司市值蒸发了80%，曾经对它交口称赞的商业媒体转为讽刺漫骂，那应该怎么做呢？常识告诉我们，也许应该去寻找另一家成功的公司。但你怎么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呢？你怎么能预测到一年之后或者两年之后这家公司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反常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