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反常识思维，复杂世界的终极应对工具
科学的真正本质并不是要展现出什么特定的形式，而是按照理论、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程序逐步揭开世界的奥秘。
1732年，当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发表《人论》时，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今天还大不相同。《人论》写成于艾萨克·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之后几十年，当时学者们还沉浸在牛顿的惊人概念中，即地球上日常事物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事实上，他们仍在思考“任何形式的物理规律都能写成数学方程”这一想法，这些方程式可以以极高的精度预测事物未来的行为，无论是明天的涨潮时间还是彗星的回归周期。我们可以想到，当谜一样的宇宙突然被一个人的思想征服时，那一定是一个奇妙的时刻。正如蒲柏所写：
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没在黑暗中，
神说，让牛顿去吧！万物遂成光明。1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人类的知识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增长，并解决了世界上的众多奥秘，而且成就显著。我们有可以追溯至宇宙大爆炸时期的宇宙理论，也有可以穿越星系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已经向太阳系之外发射了太空探测器，也登上了月球；我们制造出了可以夷平整座城市的炸弹，也制造出了可以精准地穿过一扇窗户的导弹；我们对地球进行了精确的测量，理解了其内部运作原理；我们设计和建造出了无数建筑物和桥梁，改变了河流、山脉，甚至是海岸线的形状；我们的时钟可以以十亿分之一秒为单位计时；我们的计算机用不了人类写完一个字的时间就能检索完人类写过的所有字。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可以“让天使在针尖上跳舞”。
很显然，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对有些落后了，但是，根据这样的观察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一位物理学家同事的抱怨让我想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同事说，他最近读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图书，并发现社会学的问题在于，这里面没有任何和这位物理学家习以为常的物理学规律一样通用且准确的关于人类行为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学就是无数特例的集合，某人在某时出于某种原因做了一些事，还有人在其他时间出于其他原因做了其他事。作为物理学家，他觉得这种毫无规律的行为简直令人抓狂。毕竟，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牛顿那些适用于各种时空的规律，物理学领域的巨大进步会如何发生。因此，规律是科学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事实上，规律已经与科学本身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个同事认为，既然社会学家无法提出任何可以称之为规律的东西，就说明社会科学根本不该被当作科学。
常识导致的社会科学的误区
以物理学的标准来评判社会学的做法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他是人们公认的社会学之父。孔德甚至将社会学称为社会物理学，还设想社会学将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一起，被称为描述现实的六大基本科学。孔德认为，社会学是所有人类经验的“总体理论”，它涵盖了所有其他科学，并将它们进一步扩展，用于解释文化、制度、经济、政治和其他一切事物，这正是我的那位物理学同事寻找的一般理论。孔德从未详细阐述过这一理论，但他的实证主义哲学，即认为社会学中的实物和力可以像物理学中的实物和力一样被描述与分析，从而为之后所有的重大理论奠定基础。
在孔德之后，最早提出此类理论的学者之一是与达尔文同时代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斯宾塞指出，社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其中个体是细胞，而机构则是器官，社会发展则由一些类似自然选择的过程驱动。事实上，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词。但是，斯宾塞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因太过天真而被否定了。他的基本哲学主张，即社会之所以会遵从特定的组织方式，是为了发挥某种整体功能，与孔德的实证主义不谋而合。这一主张影响了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等社会学家，而杜尔凯姆至今仍被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伟大人物之一。
直到20世纪中叶，在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著作中，才出现了伟大理论的典范。帕森斯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理论。他认为，社会机构是由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的网络构成，而这些角色是由受理性目的驱动的个体所扮演。与此同时，个体行为还受到社会规范、法律和其他体制的制约，这些体制内嵌于个体所在的机构之中。2帕森斯对不同种类的行为所能满足的各种功能，以及这些行为所处的不同社会和文化格局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这相当于描述了整个社会。该理论确实是社会学的“宏伟大厦”，帕森斯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学家之一。但就像之前的斯宾塞和孔德一样，帕森斯的“一般理论”刚刚提出，评论家们就把它批判得一无是处：这套理论只是说“人们做某件事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这根本称不上是一个理论，只是一套“概念和定义”，它过于复杂，没人能理解。3
几年后，回顾帕森斯理论的“败局”，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得出结论说，社会学家太急于模仿物理学家的理论性成功了。默顿并不是说“物理学家引人嫉妒”这点不好，正如他所说：“许多社会学家将物理学领域的成就作为评价自身的标准，他们想和物理学‘大哥’比试比试，也想独当一面。但显然，他们既没有‘大哥’那样强壮的身板，也没有那样强悍的冲劲儿。一些社会学家灰心丧气，开始质疑，‘难道社会学只有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吗？’”默顿对此非常赞同，但他提醒说：“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了数十亿小时持续的、训练有素的累积研究时间。”在物理学领域，只有在哥白尼、第谷和其他很多人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艰苦观测之后，像开普勒这样的天文学家才找到了可以解释前人数据的数学规律，再后来才出现像牛顿这样的天才将这些规律归纳简化为真正的定律。相比之下，默顿描述的社会学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先提出了整个思想体系，然后才开始考虑自己需要对什么进行探究。4默顿感叹道：“也许，社会学还没有为它自己的‘爱因斯坦’做好准备，因为它还没有找到开普勒，更不用说牛顿、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詹姆斯·麦克斯韦或者马克斯·普朗克了。”5
因此，默顿并没有执着于探索某种宏大理论或是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而是主张社会学家应该专注于发展“中层理论”。这一理论需要足够普适，可以解释孤立现象之外的现象，同时又要足够具体，可以说明一些具体实用的东西。例如，“相对剥夺论”指出，只有当人们的困苦程度超过身边的人时，他们才会感到痛苦。所以，如果你的房子意外被烧毁，那么你可能会悲痛欲绝，但如果你所在的城市被一场大地震摧毁，你的邻居中死了上百人，那么你就会庆幸自己还活着。相对剥夺论并不是一个完全通用的理论，它只是用来预测人们对逆境的反应，也能广泛地应用于对逆境的感知。类似地，“角色集合论”强调，不仅每个人扮演着多重角色（比如在学校是一位老师，在家里是一位父亲，在周末的垒球队中是一位接球手等），而且每个角色本身也是各种关系的集合（比如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同样，这个理论比较具体，它并没有提到市场、政府或社会世界的其他重要特征，但又比较普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人。6
学界通常认为，默顿对中层理论的提倡非常明智，但它并没有打消人们探索宏大理论的热情。事实上，在默顿的观点发表仅一年之后，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 hn Harsanyi，因博弈论方面的工作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提出，理性选择理论可以提供一种一般理论，而这种一般理论正是默顿指出的非常不成熟的理论。于是，另一个循环又开始了，理性选择理论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媲美牛顿力学，而评论家则对此大肆批评，就像理性选择理论学家之前驳斥帕森斯的理论那样。7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它的前辈一样，理性选择理论也不能提供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但这种认识还是没有把社会科学从对物理学的“嫉妒”中拉出来。8与之相反，如果我的那位物理学家同事的抱怨可以参考，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即使社会学家最终厌倦了普适万物的宏大理论，还有整整一代的物理学家等着填补空缺呢。9
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这种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似乎有些荒唐。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个体行为极为复杂，它受到几十种心理偏见的影响，其中很多偏见我们都意识不到，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我们也尚未得知。第2章也指出，当个体相互作用时，无论你对他们的了解有多么深入，其集体行为也可能无法简单地根据个体的特性和动机预测出来。真正的社会不仅涉及个人和群体，还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政府、公司和其他我们自己建立的机构，其实际复杂性就更高了。那为什么还有人认为，他们能用一套规则来解释这一切呢？
原因是社会学家也是人，他们也会和规划者、政治家、营销专家和商业战略专家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都会低估要解决的问题的难度。同样，像规划者、政治家等人一样，无论对宏大理论的探索失败了多少次，总有些新人认为问题不可能这么难——毕竟，“这又不是火箭科学”。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学需要提供的理论大多类似于常识，这不仅仅是因为一旦你知道了答案，一切人类行为就显而易见了，问题还在于，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稍加思考就能理解人们的行为。因此，不难想到，许多社会科学立场的解释都有着共同的弱点，即事后诸葛亮、代表性个体、特殊之人、用相关性代替因果性等，这些弱点在我们的常识性解释中也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