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系统性风险，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责任
关于社会能向其成员提出哪些正当要求的讨论也与问责制有关。例如，很多文章提到，是否一开始就不该允许那些导致了严重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存在呢？27这些讨论大多围绕着到底是金融机构的规模、关联性，还是其他特性，决定着由金融机构的失败导致的其他经济部门的风险大小。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了解如何量化系统性风险，并想通过严密的监管来限制风险，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能无法消除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不能确保任何复杂互联的系统都具备健壮性和稳定性。例如，输电网络通常能在单条输电线路或单个发电机失效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但有时候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故障却可能波及整个系统，导致数百个发电站瘫痪，影响数百万用户，近年来美国、欧洲各国、巴西就多次发生过此类事件。28同样，人类最复杂的工程发明，比如核反应堆、商用飞机、航天飞机，都是根据最高安全标准设计的，但有时它们也会出现严重的故障。即使是能够承受各种物理故障的互联网，也非常容易受到各种非物理风险的影响，比如垃圾邮件、网络蠕虫、僵尸网络或拒绝服务攻击等。事实上，一旦系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就没有办法可以规避故障的发生。29若确实如此，那我们不仅需要利用更好的工具来研究系统性风险，还需要寻求更好的方法来应对系统性故障，毕竟故障无法避免。
比如，让我们看看银行业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项税收提议做出的反应，该提议主张对某些交易利润征税，以补偿纳税人的救市资金。在银行家看来，他们已经偿还了这笔资金，还支付了利息，所以政府不该再对他们提更多要求了。但是，如果2009年银行业没有获得数千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他们就无法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受益，那么银行业的盈利情况将会如何呢？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因为我们没有进行这个实验。但我们可以推测，美国国际集团很有可能不复存在，它的众多交易对手，包括高盛集团在内，将会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资金本该经由美国国际集团流入这些公司；花旗集团可能已经倒闭，美林、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也可能已经解散，而不是与其他银行进行合并。
总而言之，如果未得到政府注资，银行业可能已经损失了数百亿美元，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赚得数百亿美元；成千上万名银行家将面临失业，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获得巨额奖金。现在再设想一下，2008年秋天，高盛集团、摩根大通集团、花旗集团的领导者面临着两种选择——“系统性支持”的世界和“自由主义”世界，选择前者他们将得到政府支持，选择后者他们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们先暂且忽略银行业将对其他经济造成的破坏，问问银行界，为了避免倒闭，愿意在未来让出多少收入呢？这也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但考虑到银行业尚且自身难保，所以似乎可以肯定，银行家会同意拿出超过其直接贷款的账面价值的金额。
所以说，银行家及其同行反而把自己描述成政府干预的受害者，这是非常虚伪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除了直接贷款之外，银行业还受益于政府的慷慨援助。30但真正的原因还是银行界前后立场的不一致。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银行界希望自己被视为独立的风险承担者，有权享受自己辛苦工作的全部成果；而当危机出现时，它们又希望自己被视为一个庞大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它们的失败关乎整个系统的成败。因为银行业过于庞大、相互关联性太强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后一种说法可能是对的，但这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它们要么是自由主义者，自负盈亏；要么是罗尔斯主义者，要向照拂它们的系统付费。它们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意转变立场和原则。
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社会系统之外
在《公正》（Justice）一书中，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关于公平和正义的问题都必须根据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来判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朋友、家人、同事、同学这些关系网络，还有我们的社区、国家、民族，甚至是遥远的祖先的联系。我们会为“自己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会保护他们不受外来侵略，必要时还会施以援手。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有关系，所以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他们，并希望他们有所回报。因此，不难想到，社交网络之所以会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是因为它将我们与资源联系在了一起，给我们提供信息和支持，并促进交易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发生。由于我们已深深植根于社交网络之中，所以很难想象自己会置身于社会关系之外31。
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似乎毋庸置疑。就连宣称“社会不存在”的撒切尔夫人也承认，家庭和个人同等重要。但桑德尔认为，社交网络的重要性对个人自由的概念有一种反直觉的影响。无论我们想考虑什么，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当然我们也不会想是完全自由的。这些紧密的联系在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同时，也约束着我们，但正是通过这些约束，我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在桑德尔看来，只通过与一些假想的自然状态类比来理解公平是没有意义的，而仅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解释公平或正义更没有意义，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准确地反映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正义观都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桑德尔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自豪，却不为美国的奴隶制历史而感到羞耻。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辩称，是他们的祖先做了那些应受谴责的事，而不是他们，所以他们没什么可道歉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也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宁愿生活在这个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在桑德尔看来，一个人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就认祖归宗，而在不需要的时候又和祖先撇清关系。要么你就是大家庭的一部分，与大家荣辱与共；要么你不是，就什么也得不到。
桑德尔指出，我们的个人行为已经深深融入了社交网络之中，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关于公平和正义的争论，也对品行和美德问题产生了影响。事实上，桑德尔认为，在没有评估好相互矛盾的观点的道德地位之前，人们就无法确定什么才算是公平。反过来，这又要求我们理解社会制度的道德目的。例如，如果不先确定婚姻的意义，我们就无法判定同性婚姻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不先知道大学的办学目的，我们就不能判断某所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否公正；如果不先搞清楚银行业应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就不能确定银行家的薪酬是否合理。这样看来，桑德尔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若想探讨正义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事物的目的进行分析。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桑德尔并不赞同在社会体系之外确定目的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目的必须由社会成员共同决定。因此，桑德尔得出结论：一个公正的社会并不是从道德中立的角度来裁决个人争端的社会，而是会促进关于“恰当的道德观点应该是什么”的讨论的社会。桑德尔也承认，这可能是一件永远没有尽头的麻烦事，但也别无他法。
桑德尔的观点中有一点特别有趣，至少对社会学家来说是如此，那就是人们究竟有多社会化呢？例如，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只有在环环相扣的关系网络中（这一概念被称为“嵌入性”），人们才能正确理解个体行为的意义32。桑德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用于评判公平的价值观，必然是社会的产物，这个主张反映了社会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社会现实是社会本身构造出来的，而不是外部世界交给我们的。33因此，桑德尔观点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学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当然，像桑德尔那样思考是一种方法，这也是社会学家解答这些问题时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仅仅依靠直觉来思考这些问题也存在着局限性。我们可以认为，那些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就应该为这些风险负责，比如，让它们购买“系统性风险”保险，或要求它们增加资本储备，很多人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地理解系统性风险，就无法衡量出某种行为造成了多少系统性风险，也就不知道应该对此采取何种程度的惩罚。同样，指出我们在评估过程中过于强调结果，或者过于看重“特殊之人”对结果的作用是一回事，但是，想要提出更好的绩效衡量标准，以及更好地理解公司、市场和社会等复杂社会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换句话说，思考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多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这些问题上。从这一点来讲，我们有必要问问，社会科学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章末总结
思考“成功与运气”时应该避开的两大效应
1. 光环效应：它颠覆了关于能力表现的传统观点——不是导致结果的过程的质量决定了对结果的评估，而是观察到的结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过程的评估。如果我们对一种计划只能尝试一次，那么避免光环效应的最佳方法就是集中精力评估和改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业绩——一种直接评估个人能力，而不是通过结果来推断业绩的指标，因为这些结果可能受到个人控制之外的力量的作用。
2. 马太效应：成功可以给你带来声望和认可，这反过来又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功机会，让你获得更多实现成功的资源，使得你接下来的成功更有可能被人关注到并归功于你。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大多为奖项、财富、花哨的头衔等指标，但是，每当我们发现自己在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某人的能力，而不是根据其真正的能力来评估时，我们就该怀疑自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能力是能力，成功是成功，后者并不总能反映出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