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2 全球化及其不满
难点谈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重大问题上来。近10年来，我们看到了不少人走上西雅图、布拉格、热那亚和华盛顿的街头抗议全球化。他们拿着标语，戴着防毒面具，以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名义，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问题成了“引雷针”。
对于批评者来说，“华盛顿共识”意在总结一系列施加在欠发达国家身上关于财政责任和贸易自由的政策，以此换取国际机构的贷款和外国援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是抗议者批评的主要目标。在抗议者心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下的恶劣罪状之一就是援助要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y），这意味着除非一个国家满足关于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其他宏观经济领域问题的特定政策目标，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切断对这个国家的贷款。但是，正如巴格瓦蒂指出的，一旦你研究贫穷国家遭受贫困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政治当局在经济上实施极不负责任的公共政策，更不要说对于人权的令人发指的侵害了。[1]
现在让我们写下一些具体的争议点。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华盛顿共识”导致：
（1）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因为富国和穷国差距加大了。
（2）环境政策方面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因为大型资本主义企业想要迁址到环保管制更松的地方，从而为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带来损害，后者为了吸引投资被迫让其环保规定让位于商业发展。
（3）劳动力政策方面的“逐底竞争”，因为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会想办法迁址到工资和工作环境管制较松，因而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
（4）导致出现“麦当劳效应”，本土文化和思想被“一刀切”的企业文化所取代。
然而针对以上各个方面，证据都显示全球化所达到的效果与上面的描述恰恰相反：通过让世界上的贫穷地区融入全球市场，全球化将它们从极度贫穷中解脱出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和新技术的增加，欠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随着时间推移实际上有所改善；在收入和工作条件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工人实际都比从前要好。并且，这些生活标准的改善也并不一定以本土身份认同为代价。如表16-4所示，哪怕是麦当劳这种最受标准化非议的公司，也会颇费一番工夫针对当地饮食习惯进行调整。
表16-4 麦当劳各国菜单节选
[1]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讨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翻阅两本经济学家所著的经典书籍，作者在书中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哈耶克所著《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著《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此外，还有两个实证追踪来源对这些话题也做了很好的分析：经济自由指数（the Economic Freedom Index）（菲沙研究所）和经济自由度指数（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华尔街日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