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无度
——自相矛盾的诡辩
“是非无度”是《吕氏春秋》对邓析的评价，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原则性的自相矛盾的诡辩。
明代笑话集《笑府》记载有一则笑话：凤凰过生日的时候，百鸟朝贺，唯独蝙蝠没来。为此蝙蝠遭到凤凰的责备。但蝙蝠振振有词地说：“我有脚，是兽类，祝贺你有什么用？”又当麒麟过生日的时候，百兽朝贺，还是唯独蝙蝠没来。为此蝙蝠也遭到麒麟的责备。但蝙蝠仍然振振有词地说：“我有翅膀，是禽类，为什么要向你贺寿？”后来凤凰与麒麟相会时，谈到蝙蝠的这些言行，不免感叹一番，说：“如今世风不正，偏生出这种不禽不兽的东西。拿它们有什么办法！”
到底这个蝙蝠是如何诡辩的？我们结合曾在第一部分“魔鬼的律师”一节中举出的邓析的“两可之论”来分析。
邓析之所以能在利益相反的“得尸者”与“赎尸者”之间左右逢源，在于他用同一个判断“安之”来回答利益相反双方的咨询，使利益相反的双方各得其所，但他的相互对立的回答却使他无法摆脱诡辩的干系。
邓析对“赎尸者”说“安之”，是利用死者家属的优势（也即只有死者家属才有可能赎买尸体）去攻“得尸者”的劣势（如果死者家属不着急赎买尸体，他们就无处获得赎金）。他对“得尸者”说“安之”，是利用“得尸者”的优势（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他这里有富人尸体）去攻“赎尸者”的劣势（不到“得尸者”这里赎买，就没有别处可买）。
如是，邓析就从相反的角度认识到对立双方的着急与不着急都是相对的，有它形成的条件性，所以邓析能从着急中发现有所不着急，从不着急中发现有所着急。于是，邓析在肯定一方的“不着急”（安之）时，是以另一方的“着急”为条件的；在肯定另一方的“不着急”（安之）时，又是以这一方的“着急”为条件的。这样，邓析就把相对的“着急”与“不着急”从事物本身的静态是非判断中抽取出来，放到了一个动态的是非判断中，使得对立双方的矛盾性质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具有了一定的同一性。邓析从事物的两方面来分析问题，将事物本身看作是发展变化的、相对的，因此从肯定中看出否定，肯定包含着否定；从否定中看出肯定，否定有助于肯定的认识方法，似乎有一点辩证的态度，也就是反对绝对地肯定一切，也反对绝对地否定一切。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两可”之说虽然认定了事物是相对的，因此思维判断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有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一面，使得是非判断有一个客观的尺度？从“两可之说”的故事中，并没有看到最终解决的结果。“两可”之说历来被说成是诡辩不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如果说“两可”之说在于引起对立双方对所交涉问题的全面性的注意，那么，对立双方就不应该只认定“一可”，还要认定另“一可”。这样一来，对立的双方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评价是非的尺度，双方就能够按照这个共同接受的尺度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两可”故事中，“两可”只存在于邓析身上，而对立的双方，在“安之”的提示下，都把对方的“着急”转化为自己的“不着急”，对于每一方来说，就只剩下“一可”了。这样，最终的结果就不是谁的“可”更现实地符合客观情况，而是谁的忍耐心更大罢了。这就暴露出“两可”之说成为诡辩的一个致命原因：没有一个一定条件下的质的规定性。也即，缺乏了一种确定性的标准。
在第一部分“魔鬼的律师”一节中我们还举了“半费之讼”，它的随心所欲丢弃一个确定性标准的诡辩痕迹更为明显。亦即，尽管智者普罗泰戈拉和尤拉苏斯之间都为“半费之讼”设计了自己的“二难”，但在他们自己的“二难”中，每一“难”都有一个只符合自己如意算盘的是非标准，即或者是“法庭判决”，或者是“契约规定”。这样，他们在判断是非的标准上，各自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标准，更谈不上相互之间保持一个同一的确定的标准了。由于二人都“是非两可”地以自己的尺度来算计，于是都各执一词，使“半费之讼”的诡辩流传至今。
实际上，在“半费之讼”中，无论智者师徒如何“是非无度”，也只存在一个同一的确定性标准，那就是——法庭判决。
“是非无度”的诡辩，从逻辑上讲，既违反思维规律中同一律的要求，也违反矛盾律的要求。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每一个概念或判断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同一律只是在思维领域起作用，它是对客观事物在确定的时间、空间下质的稳定性的一种反映，它的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矛盾律则从反面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思想必须首尾一贯，不能对相互否定的思想同时加以肯定。它仍然是对客观事物在确定的时间、条件下质的反映，只不过是反面的反映。矛盾律也是只在思维领域起作用的思维规律，它的作用在于排除思维过程中的逻辑矛盾而非辩证矛盾。因为，逻辑矛盾是思维的矛盾，而辩证矛盾是现实的矛盾。
我们按此来看邓析的“两可之论”和智者的“半费之讼”，就可以认识到它们之所以是诡辩，就在于“是非无度”之中，他们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遵守思维规律对于人们正确思维的重要性，以及破斥诡辩的作用了。
另外，虽然逻辑学的矛盾律要求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不允许出现自相矛盾。但在文学创作中，有些修辞手法却由于其有特殊的功能，而不必有此苛求。
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样一首儿歌：“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对于这首儿歌，天津有位一年级小朋友提出了质疑：“闪闪的星星与蓝蓝的天不可能同时出现。”因此，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虚假判断。对这种质疑，天津的《每日新报》还专门有一个讨论。老师认为是“善于观察值得赞扬”；天文学家认为是“幼童质疑，有科学依据”；作家认为是“文学作品，重在 意境”。 [1]
笔者认为，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讲，作家的说法应该有道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其意象性的特点，例如，逻辑学所认为的概念，只是揭示了对象的本质属性，无所谓断定。但在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些概念简单的排列，所表达的是一种苍凉的意境，已经有了断定。
只是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结是隐含的，需要意会。通过这种意会，意境感发了心情，契合了心境，而“感发”和“契合”就是一个心灵映射与逻辑联系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诗论中有“滋味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2]
因此，如果一味地以“逻辑”来困囿意境，我们就有理由质疑，怎么可能“黄河之水天上来”（意境的渲染）、“飞流直下三千尺”（夸张）；至于郭沫若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比喻），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因此，“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有意境于其内，这与所谓的“皓月当空，繁星满天”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在后者的描述中没有意境，因此是违反矛盾律的思维谬误。
笔者曾在帮助女儿复习高考时，见过前几年某省高考中的一道现代文阅读试题。大意是在“深秋季节”，站在长城上，看到一队“北飞的大雁”，想到它们飞到“苏武牧羊的地方”。思想情感不可谓不深沉而深邃。但笔者读了以后却好生奇怪：快到寒冬腊月了，这帮候鸟飞到贝加尔湖去干什么，去找死？
类似这样的谬误也必须杜绝，在写作中必须将它们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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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每日新报》2002年1月20日第2版。
[2] （南朝）钟嵘：《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