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拉硬扯
——不当类比的诡辩
“生拉硬扯”指硬把没有联系的事物勉强拉在一起。用在诡辩手法上，则是把对象间的偶然相似或表面相似作为根据或者把实质上不同的两类对象生拉硬扯进行不当类比。
《吕氏春秋·不屈》篇中还有这么一则论辩：
白圭刚与惠施相见，惠施就用如何使国家强大来开导他，白圭无话回答。惠施出去以后，白圭对别人说：“新媳妇刚到婆家，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但有个新媳妇刚到婆家，见童仆拿的火把烧得太旺，就说：‘火把太旺。’进了门，见门里有坎陷，就又说：‘填上它。不然要伤人的脚。’这对于她的夫家不是没有利，只是太过分了些。如今惠施刚刚见到我，他对我的劝导也太过分了些。”接下来惠施知道了这些话以后，就又说：“不对。《诗经》上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品德，高尚盛大的，就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父母教育孩子，哪里要等好久呢？为什么要把我比作新媳妇呢？《诗经》上难道说过‘恺悌新媳妇吗’？”
从古到今，当人们在和别人讲述一个道理或听别人讲述一个道理时，常常会出现“这件事情就像某某事情”的说法。于是，一个较为抽象的道理就触类旁通，变得通俗易懂了。这种思维方法就是人际沟通中广泛使用的类比方法，它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进而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它是一个启发过程、激活与比较的过程、重新组合的过程。
由于类比方法有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地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功能，所以它既是一种发现、认识的方法，又是一种说明、说理的方法。不过，又由于类比方法具有从个别到个别、从类到类的特征，它的结论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所以它的结论性质仅指明，类比对象之间在某些属性上具有相似性、或然性，并不具有必然性。
正是由于类比方法的结论性质有这样的逻辑特征，所以，尽管类比方法是人际沟通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可从古到今，人们又常对一些类比感到困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当我们听到“外科手术大夫像屠夫”时，总觉得有些别扭。而当我们反过来说“屠夫像外科手术大夫”时，也一定认为有些不大对头。
又如，为了论证娱乐场所的“安全套行动” [1] ，有人这样类比：“就像开车系安全带，并不是鼓励肇事。同样，（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并不是鼓励卖淫嫖娼。”这也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贴切类比。
又如，某同学在一次“我还是我”的讲演中，当众把一张崭新的人民币使劲地揉搓了几下后又铺展开，然后说：“我就像这张纸币，虽然历尽生活揉搓，但我还是我。”类比讲得不可谓不好，但在这个类比之后，纸币还是纸币，但他却不是他了。因为在这个类比中，除了有一些相似性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被遗漏掉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而这些信息，恰好就是这个类比不能成立的相异性。
因此，在现实的人际沟通中，类比方法的运用存在着是否言之可信、是否贴切中肯的问题。
在白圭与惠施的论辩中，就算白圭的“新媳妇”之“比”，与惠施的言行相似，但这种相似是否贴切中肯？是否忽视了其他相异的地方？需要质疑。而惠施的“老子”之“比”，虽然也不能说没有相似性，但也忽视了其他相异的地方，因此这种相似性的类比恐怕就更需要质疑了。因为在“新媳妇”与惠施的言行之间，以及在“老子”与惠施自己的言行之间，除了相似性外，我们可以罗列出更多的相异处。
如“新媳妇”在一过门之后，便有了居家过日子的责任了；在古代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下，“父亲”与“儿子”事实上存在着不平等。无视这些相异性，一味寻求相似性，就算类比成立，也只能使谁也不愉快。难怪后人评价白圭与惠施的论辩，是“用污秽责难污秽，用邪僻责难邪僻，这就使责难的人与被责难的人相同了”。
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某种相似点。虽然相似性是类比的生命，但有了相似点却并不意味着两个事物之间就必然可以类比。类比的过程是一个整合多重信息源以重新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类比的逻辑根据只是“相似”，而一味注意两类事物的“相似”时，有可能忽视了它们之间相异的属性，而这些相异性也许就是它们之间不能进行类比的根据，如不管不顾这些相异的属性，则可能使一些类比非常勉强，或者是情绪化的“强比”。这样的类比就有可能同白圭与惠施的类比一样，成为诡辩了。
如，有人认为，网婚是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娱乐，它就像一所婚恋学校，在这个模拟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实习、体验婚姻生活，有滋有味地居家过日子，直至生儿育女；或者光明正大地放纵自我，宣泄对偶像崇拜的感情。
评价这个类比，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第一，现实存在的是否就一定合理？第二，感情是娱乐的吗？第三，“网婚”与学校是否可比？
首先，现实存在的不一定合理。腐败是现实存在，它合理吗？黑格尔曾指出，说现实的东西是合理的，并不意味着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现实的，因而都是合理的。他说：“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作现实，但是，在平常的感觉中，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 [2] 在他看来，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才是真正“现实的东西”：“下定决心在它的开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 [3]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说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东西就绝对地符合理性，都是好东西。随着法制建设和德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虽然类似腐败等“甚至坏的和不真的东西之所以存在，也不是因为它们的某些方面多少符合于它们的概念”，但我们相信，“那彻底的坏东西或概念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即是自己走向毁灭的东西” [4] 。
其次，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在向理想的婚姻迈进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前提是真诚的沟通与交流。而“网婚”处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是以“娱乐”的方式之一面世的。因此，一开始便决定了它的虚假性。习惯了“网婚”的感觉，既浪费感情，也容易让人丧失理智（尤其是少男少女）。而虚幻的“柏拉图式的恋情”一旦“假亦真时真亦假”，这种“成人童话”对精神和生理上的短暂刺激就会变成心灵上的创伤。再有，虚拟的“网婚”也有悖于社会伦理，如一对夫妻可以分别网婚；老年人与少年人可以网婚；母子、父女可以网婚。这不是浪费感情是什么？这不是在游戏人生是什么？问题还在于，一是这种虚拟的游戏能维持多久？二是能否保证不出格？三是在网上实习，真实吗？回不回到现实中来？一旦回到现实中来，又将怎样对待现实的婚姻？
再次，学校是学知识、学做人的地方，在这里需要真诚的态度，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虚拟的“网婚”由于它的令人怀疑的“合理性”；由于它预设的虚假性；由于它的游戏人生，决定了现实的学校与这种画饼充饥式的“网婚”之间，存在着不胜枚举的不相同之处，因此，两者之间不具有可类比的因素。
类似的类比还有“闪婚”。当你喜欢橱窗里的一件心爱的衣服，却嫌它太贵而离去，当你做梦都梦到这件衣服，匆匆再去那家商店时，却被告知昨天就卖完了，你会多么遗憾。“闪婚”的道理一样，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与爱擦肩而过，比喻得生动。但“喜欢一件衣服而赶快买下”与“爱一个人赶快结婚”，能够等同吗？快餐式的“闪婚”会不会让人撑着？
虽然黑格尔曾说过：“类推可说是理性的本能。”但他同时又认为，“但须知类推可能很肤浅，也可能很深澈。”对于那些忽视事物的相异性，只依据表面现象就做出推论的“很坏的类推”，黑格尔认为是徒有空疏的类推的外在形式，实际上却只是一种无聊的把戏而已。“网婚”的类比，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无聊的把戏”。
类比的客观基础是对认识对象之间相似性的发展，并由此及彼地迁移相似点或相似关系。因此，相似性并且由此产生的可比性是类比的生命所在。通过质疑、评价上述这些无相关性的不当类比，给我们昭示出三个互相联系的类比原则：
第一，在类推中，所比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应该越是本质联系越好。
第二，在寻找具有“同情”“同理”的“相似”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知类”，更重要的是还要“明故（理由）”，即这种相关性的根据是什么。
第三，在类比的两个事物中，有无相异性，有无遗漏的信息。
如下有一则中国的故事新编“曹操的尴尬”，另一则外国的故事新编，读者可以自己分析其类比有无问题。
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席间，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韬光养晦的刘备把筷子都掉落在地上。曹操问何以掉落筷子，刘备回答说：“被刚才天上打的响雷吓了一跳。”说完，刘备弯身拾筷子时，突然放了一个屁，十分尴尬。正窘迫时，只听身后赵云坦然说道：“诸位莫要见怪。天上打雷，屁从云中来。”赵云话音刚落，一旁的关羽跨前一步说：“诸位莫见怪，屁从雨中来。”关羽刚刚说完，张飞又朗声嚷道：“方才一响屁，屁是飞来的。”大家一阵哈哈大笑。解了刘备的尴尬。
曹操对此事很有感触。送走刘备后，他对部下说：“刘备的属下，一见主公有个闪失，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承担和弥补。真可谓忠心耿耿。此事要轮到你们，能够办到吗？”曹操的部下都深感委屈。只听典韦大叫：“不就是个屁事？有什么难的？”许褚也说道：“这哪里比得上我沙场冲杀？”
过了几天，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曹操故意放了一个屁，想看看自己的部下如何。“屁是猪放的。”大将许褚抢先一步。“屁是颠出来的。”大将典韦也不甘示弱。“屁是晃出来的。”徐晃则唯恐落后。“不对！都不对！”望着早已脸色发紫的曹操，谋士郭图仍然不知好歹：“屁是吐出来的！”曹操拂袖而去。
一天，一个女裁缝坐在河边缝纫时，她的顶针落入了水中。
她哭泣起来。上帝出现在她面前，问道：“你为什么哭？”
女裁缝答道：“我的顶针落入水中了，而我要靠这枚顶针谋生。”
上帝进入水中，然后带着一枚金顶针重新出现，问道：“这是你的顶针吗？”
女裁缝答道：“不是。”
上帝再次下水，拿出来一枚银顶针，问道：“这是你的顶针吗？”
女裁缝再次答道：“不是。”
上帝又一次下水，拿出来一枚木顶针，问道：“这是你的顶针吗？”
女裁缝答道：“是的。”
上帝很欣赏女裁缝的诚实，于是把三枚顶针都交给了她。女裁缝高兴地回家了。
过了一段时间，女裁缝和丈夫在河边散步，她的丈夫落水了。
她哭泣起来。上帝再次出现，问道：“你为什么哭？”
“主啊，我的丈夫落水了。”
上帝进入水中，然后带着梅尔·吉普森上来。“这是你的丈夫吗？”
“是的！”女裁缝回答。
上帝非常愤怒：“你撒谎！这是假话！”
女裁缝答道：“主啊，请宽恕我。这是个误会。要知道，如果我拒绝了梅尔·吉普森，您会带着汤姆·克鲁斯上来。如果我也拒绝了他，您才会带来我的丈夫。如果我表示同意，您会把三个人都给我。主啊，我是一个穷女人，无法照顾三个丈夫，所以我只能接受梅尔·吉普森。”
* * *
【注释】
[1] 参见《每日新报》，2002年12月1日第17版。
[2] 黑格尔：《小逻辑》，第44页。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0页。
[4] 黑格尔：《小逻辑》，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