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迂为直
——避角法
避角法是用在破斥二难诡辩时的顺驳方法，即避开对方二难推理顶来的两个犄角，重新构造一个与对方结构相同的二难推理，却推出与对方相反的结论，从而把对方顶过来的犄角再顶回去。
例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讲到的“半费之讼”就是典型的避角法。不过那是以诡辩对诡辩。
又如，《郁冈斋笔尘》中有一则故事：
甲问乙：“吾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答曰：“吾有千金矣，何为敬事乎？”甲又问：“吾不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答曰：“子不予我金，我为何敬事乎？”甲又问：“吾与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答曰：“中分之，则我与子等耳，何为敬事乎？”
这个故事实际上包含着三难推理。
我有千金，我用不着敬事你；p→s；
不给我千金，我为什么敬事你；q→s；
咱俩各有五百金，我也不应当敬事你；r→s
或者我有千金，或者你不给我千金，或者平分千金；pvqvr
反正，我总是用不着敬事你。
尊敬不尊敬，除了金钱的标准外，还有其他的标准。但在这则故事中，甲的“敬事”与否却是纯粹以金钱利益为标准，于是乙就按此归谬，重新构造一个以金钱利益为标准的反二难，将对方顶过来的犄角又顶了回去。
又据《前汉演义》记载，当项羽击败汉兵，进逼广武，与刘邦夹涧而屯兵之后，为了逼迫刘邦与他决战，便采用了一个激将的办法：他将刘邦的父亲太公置于俎上，推至涧旁，厉声大呼：“汝若不肯出降，我便烹食汝父。”面对此景，刘邦陷于“二难”：
如果出战，则会全军覆没；
如果不出战，则父亲就要丧命；
或者出战，或者不出战；
总之，或者全军覆没，或者父亲丧命。
这时，张良献了一个计策，叫刘邦也对项羽喊话说：“我与汝同事义帝，约为兄弟，我翁就是汝翁。必欲烹汝翁，请分我一杯羹。”项羽听了此言，怒不可遏，但因叔父项伯有言，激将之计终于未能得逞。
在这里，刘邦就是运用了避角法，与自己的“二难”相联系,找出对方的“二难”所在（杀：不义；不杀：对方不肯投降），重新构成某种关系，把自己从“二难”中解脱出来，逼对方无法施展其计策。
又如，辩多而情激的庄子有个著名的理论——“辩无胜”：
即使我与若（你）辩矣，若胜我（你辩胜了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昏暗不明），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怎么）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庄子·齐物论》）
在这段论述中，庄子采用了完全归纳推理的方法，从“用你的标准”“用我的标准”“用第三者的标准”“用你我共同的标准”来分析评价，认为这四个标准都不能评判“你我之间的是非”。而这四个不同的标准在庄子看来是评价“你我之间是非”的所有标准,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取消“辩”的一般性的结论：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可以评价你我之间的是非。所以，“辩无胜”。
“辩无胜”是庄子“齐物”“齐是非”的相对主义的必然产物。“辩无胜”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关于“是非”及“是非”的标准问题；其次是由“是、非”所引申出来的关于如何认识矛盾、解决矛盾以及对于是非的判断有无一个规范认识的思维规律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非“樊然殽乱”的现实情况，是在“剽剥儒墨”的过程中“逼迫”出来的。 [1] 但是，庄子所说的“是非标准”仍然都具有主观性。因此，在“辩无胜”所构成的“四难”面前，我们只要指出：判断是非的最终标准是客观事实，就避开这“四个犄角”了。
不过，说句题外话，庄子的“辩无胜”是对当时名辩思潮中取法标准上主观性的批判的结果,是庄子痛感其时人的存在危机而造成的人性迷失的悲叹,希望以此进行人的自我拯救、重塑人格的迷津指点。它在追求“无是非”的心境恬淡方面无疑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但在认识论上，它却从反面提醒了人们，在认识事物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才能认识到事物矛盾的相对性，才不会做出绝对的判断；在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上，它从反面刺激了人们，在言说论辩中，必须要确定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以反对所谓的“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上》)的“独断论”，从反面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 [2]
再绕回题内。当今社会，有着许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代“辩无胜”，因此，庄子的“辩无胜”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仍然有它的现代启示,亦即，我们应该以代表公意的“法”的精神和普遍的社会道德原则，来破除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现代“辩无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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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张晓芒：《中国古代论辩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95页。
[2] 参见张晓芒：《先秦辩学法则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200页。
[3] 参见张哓芒、黄起：《从传统走向现代》，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