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决策都是对赌
我们对博弈的传统认知非常狭窄：赌场、体育赛事、彩票、针对某些事件的发生概率与他人的打赌。而“赌”（bet）的定义要广泛得多。《韦氏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s Online Dictionary）将“赌”定义为“通过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做出的选择”，“冒着失去（某物）的风险去尝试做或实现某事”和“基于相信某事会发生或真实发生的事而做出决定”。关于赌的定义，我注重更广泛的、经常被忽视的方面：选择、概率、风险、决策、信念。从这条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下注并不是只发生在赌场中或与其他人打赌时。
无论距离扑克牌桌或赌场有多远，我们所有的决策都是博弈。我们习以为常地在各种选择中做出决定，将资源置于风险之中，评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并考虑什么才是我们重视的。每一项决定都需要我们采取一些行动，这从根本上使我们无法再对其他选项采取行动。在某事上选择不下注本身就是一种博弈。选择去看电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不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任何其他事情。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份新工作，那我们同时也选择了放弃所有其他选项：不再继续目前的工作，不再试图通过谈判来提高现有工作待遇，不再获得或接受其他机会，不再继续选择变更职业，当然也不再继续休假。选择任何一条路径都是有机会成本的。
决策的投注要素——选择、概率、风险等，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得更明显。投资显然是一种博弈。关于股票的决定（买入、不买、卖出、持有，当然还有深奥的投资期权）涉及如何对财务资源进行最佳利用。我们无法控制的不完整信息和因素使我们所有的投资选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进行自我评估，明确我们认为能够最大化投资资金的方案，并开始执行。同样，决定不投资或不出售股票也是一种博弈。弃牌、让牌（或过牌、看牌）、跟注、下注和加注，这些都是我在打扑克牌时经常会做出的决策。
尽管我们不认为育儿选择是一种“博弈”，但它的确是。我们希望将孩子培养成为快乐的、富有生产力的成年人，再让他们踏入社会。无论何时我们做出育儿选择（关于纪律、营养、学校、育儿理念，居住地的选择等）都是在“博弈”。我们认为这些选择将实现我们为孩子设计的未来，并且它们要优于我们可能会做出的任何其他选择。因为有限资源的限制，我们必须分配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注意力。
工作和搬迁决定是博弈，销售谈判和商业合同是博弈，买房子是博弈，订购鸡肉而不是牛排也是博弈，所有选择都是在博弈。
多数牌局都是在跟自己对赌
对博弈中的零和性质的恐惧是将决策当作博弈的原因之一；而与其他人（或赌场）进行对赌的盈亏是平衡的。一人赢钱，另一人就必然输钱，二人的净利之和为零。博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情况。
在做大部分决策时，我们并不是在与另一个人对赌。确切地说，我们是在与所有我们放弃选择的各种预期版本的自我进行对赌。我们时常在预期选项中进行抉择：选择看电影、去打保龄球，还是待在家里？又或者是选择接受一份位于得梅因的工作、维持现有工作，还是享受一段时间的休假？我们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在赌一个预期的结果。我们相信，我们的选择将会成就更好的自我。确定一个决策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它的回报（以金钱、时间、快乐、健康或者是决策时我们重视的东西来衡量）是否会大于我们放弃的其他选项。
你是否曾在做出决定之后有过刹那的后悔：“我就知道应该选择另一个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另一种说法是：“怎么样，我早就告诉过你吧！”
当皮特·卡罗尔在二次10码进攻中下达抛传命令时，他并不需要来自内心的质疑声音，因为有海鹰队球迷的集体呼声，“你让威尔逊抛传完全是对结果的错误判断”。
如何才能确定我们做出了最正确的决策呢？如果另一种选择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满足或金钱呢？很可惜，答案是：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有一些我们无法左右的事物（运气）在影响着结果。我们想象的结果仅仅是一些尚未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情况以及对结果的设想做出最佳判断。如果我们从未在得梅因居住过，我们怎么可能确定是否会喜欢它？决策时，我们在一系列可能和不确定的结果中选出一种来赌上我们珍视的东西（如快乐、成功、满足感、金钱、时间、声誉等），这就是风险所在。
扑克玩家生活在一个风险明确的世界里。他们不会因为不确定因素而乱了阵脚，因为他们在决策时总是最先考虑这些问题。忽略决策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会使我们在短期内感觉良好，但这可能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决策质量成本。如果能够更好地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看待和适应这个世界。
信念强则赢面大
“火鸡风波”（Turkeys Away）是经典情景喜剧《辛辛那提的WKRP》（WKRP in Cincinnati）中的一集，讲述了人到中年的广播电台经理卡尔森先生（Mr. Carlson）试图证明自己可以为摇滚电台成功举办推广活动的故事。他派资深新闻记者莱斯·奈斯曼（Les Nessman）到当地的购物中心对即将开始的火鸡赠送活动进行现场报道。
电台的音乐主持人约翰尼·费佛（Johnny Fever）将音乐节目切换到了奈斯曼的直播节目“人在现场”（man on the scene）。奈斯曼开始播音，他先描述了头顶上的一架直升机。接着，有东西从直升机里跳了出来。“还没看到有降落伞张开…… 所以不可能是跳伞者。我无法分辨是什么——喔，天哪！那是火鸡！…… 有一只火鸡砸中了路边的一辆汽车，还砸破了挡风玻璃！这简直糟糕致极！…… 火鸡像潮湿的水泥袋一样砸在地面上！”奈斯曼也不得不在随后的骚乱中逃跑。他回到工作室，解释了卡尔森先生如何试图先降落直升机再释放火鸡，但不承想火鸡竟然发起了一场暴动。
卡尔森进入工作室，衣冠不整还沾满了羽毛。“上帝可以做证，我原本以为火鸡是会飞的。”
人们总是基于自己对世界的信念来下注。在超级碗决赛中，当位于爱国者队1码线位置时，皮特·卡罗尔的抛传决定也是基于他的信念驱动——他对四分卫拉塞尔·威尔逊完成抛传、传球被截获以及遭遇抱摔（或达阵抵抗）等可能性的信念。他对于所有这些场景都有着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经验。当时他必须根据他对爱国者队的防守以及对方教练贝利奇克会如何在球门线上布防的判断在这一特殊情况下做出决策。然后，他根据这些信念下达了最好的战术口令。他把筹码押在了抛传上。
因为解雇总经理而陷入困境的CEO也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而做出的决策。支撑该决策的一系列信念有：公司与竞争对手在业绩方面的比较，总经理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公司业绩，改善总经理表现的可能性，二人分担总经理工作的成本和利益，以及找到替代人选的可能性。他在解雇总经理的决策上押了赌注。
约翰·汉尼根的信念是自己能够适应得梅因的生活。我们的信念驱动着我们下注：哪些品牌的汽车能够更好地保值？很期待的一部电影得到了很多差评，那些评论者是否真的懂行？如果允许员工在家工作，他们的表现会怎样？
一个根本的好消息是：生活技能的一部分来自学习如何更好地校准我们的信念，利用经验和信息更加客观地更新我们的信念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我们的信念越准确，我们的下注就会越稳定。当我们的思维模式可能导致我们误入歧途时，无论我们的信仰如何，制定与这些思维模式协同工作（有时围绕其工作）的策略也同样需要技巧。有效的策略可以使人更加开明、更加客观；让我们的信念更加准确、决策和行为更加理性，也会在决策过程中对自己更加富有同情心。
但是，我们必须从一些坏消息开始起步。正如卡尔森先生在《辛辛那提的WKRP》中经历的那样，我们的信念与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