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听即所得
在专业会议上讲话时，我偶尔会通过向听众提问来引出信念形成的话题：“谁知道如何预测一个人是否会谢顶？”这时会有听众举起手来，他会说：“通过观察这个人的外祖父。”然后大家都会表示同意。此时我会继续提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用人类的时间来计算狗的年龄？”我几乎可以根据一些观众的唇语读出答案：“乘以7。”
其实，这两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你在网上搜索“常见的错误观念”，那么刚才的谢顶说法就会出现在大多数搜索结果的前列。正如《每日医疗日报》（Medical Daily）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脱发的关键基因在于你从母亲那里得到的X染色体”，但“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唯一遗传因素，因为与拥有正常头发的父亲相比，谢顶父亲的儿子将来也会谢顶的概率在持续增长……科学家还说，如果家族中有谢顶的亲戚都可能预示着你也将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至于狗与人的年龄比例，那只是一个广为流传但毫无根据的说法，然而自13世纪以来却通过不断重复而深入人心。我们从哪里得到这些信念？为什么尽管有违科学和逻辑，它们仍然得以流传至今？
人们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形成信念的。我们相信的形形色色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们听到的但并未加以验证的一切说法。
以下为我们设想的人类形成抽象信念的方式：
（1）我们听到某个说法；
（2）我们对它进行考虑并加以验证，确定其真实性；
（3）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个信念。
但事实证明，我们是以这种方式形成抽象信念的：
（1）我们听到一个说法；
（2）我们相信它是真的；
（3）后来，仅仅是偶尔，在我们有时间或意向的时候才会对它加以思考并加以验证，以确定其真实性。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因其《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书以及在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的广告片中担任主演而闻名，同时他还从事信念形成领域的一些开创性工作。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概括了几个世纪以来针对该问题的哲学和科学研究成果，他总结道：“来自大量研究文献的发现汇聚在一个观点上：人类是易轻信的生物，他们很容易相信，却很难产生怀疑。事实上，人们太容易相信，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相信更像是非理性的理解，而不是理性的评估。”
两年后，吉尔伯特和同事们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相信我们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是人类默认的选择。即使一些说法被确切地证实为虚假信息，我们仍然可能将其加工为真实信息。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会阅读关于刑事被告或大学生的一系列陈述。这些陈述用颜色编码以区分真伪。在时间压力下，由于轻微的注意力分散而加重认知负荷的受试者在回忆陈述的真伪时犯了更多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是随机的。受试者在依赖于那些标记为“虚假”的陈述时不太可能会相应地忽略那些标记为“真实”的陈述。令人诧异的是，他们的错误都非常一致：在任何形式的压力下，无论标记如何显示，他们把所有的陈述都推断为真实的。这表明了人类默认的设置是相信我们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谢顶是来自外祖父的遗传这一说法。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去查证它的真实性。如果你也相信这个说法，你是否也曾加以验证？当我问听众这个问题时，他们通常会回答说这只是他们听到的说法，但不知道这说法的来源。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非常确信这是事实。这应该足以证明我们形成信念的方式是多么愚蠢。
与很多非理性行为一样，观念的形成受到了向效率而非准确性进化的推动。抽象信念的形成（即直接经验之外的、通过语言传达获知的信念）可能是少数人独有的事物之一，在人类进化的时间范围内它的出现相对较晚。在语言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只能通过对他们周围物质世界的直接经历来形成新的信念。对于来自直接感官体验的感性信念，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的感官没有说谎。毕竟，眼见为实。好比你看到前面有一棵树，还去质疑这棵树是否存在，这就是浪费认知能量。事实上，质疑你看到或听到的事物也可能会让你葬身狮口。考虑到生存的关键技能，第一型误差（伪阳性误差）的成本要低于第二型误差（伪阴性误差）。换句话说，宁可谨慎过度也要确保安全至上，特别是在推测草丛中的窸窣声是不是狮子时。我们不会对那些通过亲身经历而获得的信念产生高度怀疑，尤其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随着语言这一复杂交流工具的发展，人类获得了对自己未曾亲身经历的事情形成信念的能力。正如吉尔伯特指出的那样，“大自然的造物并非从零开始；相反，由于根深蒂固地习惯于权宜之计，她极少会创造一种优秀的新机制去替代一种可以勉强运行的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有的系统包括：（1）经历某事，（2）相信它是真实的，（3）并且几乎不会在随后的时间里对它提出质疑。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理由去质疑这种泛滥的二手信息，但我们的旧机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是对大量调查研究和文献资料的简单总结。如欲了解相关概述，我强烈推荐丹尼尔·吉尔伯特的《哈佛幸福课》、加里·马库斯的《克鲁格：人类思维的盲目进化》和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参考书目和推荐阅读”中列出了以上图书信息。）
谷歌搜索结果将会显示，许多我们通常持有的信念是不真实的。我们只是没想到或没来得及去搜索这些东西。［请留意，前方剧透：（1）阿布纳·道布尔迪（Abner Doubleday）与棒球游戏的发明毫不相干；（2）我们已经利用了大脑的所有部分，10%这个数字是用来推销自我提升的书籍的，神经成像和脑损伤研究已经驳斥了这种谎言；（3）在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移民们的姓名没有在强迫或其他任何方式下被美国化。］
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信念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概人们也不会使用可笑的狗龄计算器来为他们的宠物做医疗决定，兽医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是人类信念形成的一般过程，它在一些可能会产生重大后果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扑克中，这种信念形成过程会让玩家输掉很多钱。玩家在得克萨斯扑克中最先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份两张起手牌的组合列表，根据自己的牌桌位置和上家的行为来决定打牌还是弃牌。[1]在得克萨斯扑克发展初期的20世纪60年代，一些老练的玩家发明了点数连续且花色相同（如梅花6和梅花7）的迷惑性玩法。在扑克速记中，这些点数连续、花色相同的牌被称为“同花连牌”。
同花连牌具有构成强大的、伪装的顺子或同花牌的魅力。老练的玩家可能会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打这样类型的牌，如以较小的损失弃牌；局面不利时的成功诈唬；或者在局面良好时，利用惯例的强势起手牌给对手玩家设套从而在随后的投注圈中赢得最大利益。
不幸的是，这些年来“同花连牌少输多赢”的说法在忽略了必要专业知识的微妙发挥或需要在特定场景中才能赢牌的情况下得到了普及。我在给扑克牌研讨班上课时，大多数学生都坚信同花连牌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起手牌。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啊”或者“我整天在电视上看到选手们利用同花连牌大赚一笔”。但是被提问者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同花连牌的损益问题。“去试试，”我会说，“然后告诉我结果。”结果，这些给我反馈的学生玩家发现他们在持有同花连牌的时候一样会输得很惨。
同样的信念形成过程让数亿人因为相信低脂饮食的优点而赌上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寿命。在部分由食糖行业秘密资助的研究成果引导下，美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减少了四分之一来自脂肪的热量摄入，取而代之的是碳水化合物。美国政府修改了“膳食金字塔”（food pyramid），加入了6~11份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并建议公众减少少量脂肪摄入量。该政策鼓励（热烈追随的）食品行业改用淀粉和糖来生产“减脂”食品。哈佛医学院教授、波士顿儿童医院医生大卫·路德维格（David Ludwig）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总结了用碳水化合物代替脂肪的成本：“与预测相反，总卡路里摄入量大幅增加；肥胖症的患病率为此前的三倍；2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呈多倍增长；尽管采用了更多的预防性药物和手术治疗程序，数十年来持续减少的心血管疾病已趋于停滞并可能出现逆转。”
低脂饮食变成我们饮食习惯的同花连牌。
即便把听到的信息都默认为是“真实的”，如果善于根据新信息来更新我们的信念，那么这种随意的信念形成过程就会导致较少的问题。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对听到的信息并未加以审核就形成了信念，即使在获知了清晰正确的信息后仍然继续相信这些错误的信念。1994年，霍琳·约翰逊（Hollyn Johnson）和科琳·赛弗特（Colleen Seifert）在《实验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上报告了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受试者根据要求阅读几则有关仓库火灾的消息。内容提到大火是在一个装有油漆罐和高压气瓶的储物间附近被点燃的，于是（不出所料地）这一线索使受试者将火灾起因与这些可燃物联系起来。读完五条消息之后，受试者收到一条更正消息说储物间里空无一物，但他们在回答问题时仍然指责燃烧的涂料释放了有毒烟雾，并指出将易燃物堆放在附近的过失。（对于任何一个认识到若新闻报道出现了事实性错误，即使撤回也无济于事的人来说，出现这种实验结果并不奇怪。）
寻求真理，渴望了解真理，无论其与我们现有信念是否一致，这并不是人类天生的处理信息的方式。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是开明的，并且能够根据新的信息更新我们的信念，但研究结论却与此截然相反。我们并非调整信念以适应新的信息，而且习惯于改变对信息的理解以适应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