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观看了一场比赛
在大学橄榄球赛季即将结束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幸运儿是打出了22连胜的主场球队，他们即将迎来第二个连续夺冠的赛季。最受关注的场上球员自然要数进攻明星迪克·卡兹梅尔（Dick Kazmaier）了。作为该校历史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他登上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还是全美最佳球员和季后赛等荣誉的热门人选。然而，客场球员丝毫没有要安安静静地等待失败的打算。虽然他们在本赛季中的表现普普通通，但有着努力拼搏的良好声誉。如果被他们实现了颠覆，这将会是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视觉盛宴。
欢迎来到1951年11月23日普林斯顿大学的帕尔默体育场。这是著名的达特茅斯对普林斯顿的比赛现场：这是历史性竞争的一部分，是常春藤联盟体育时代的结束，也是一项开创性科学实验的主题。
先说比赛。普林斯顿以13比0获胜。结果本身并没有疑问，但这却是一场肮脏、暴力、充斥着犯规和惩罚的比赛。达特茅斯受罚70码（约64米），普林斯顿25码（约23米）。一位摔倒的普林斯顿球员被踢中了肋骨。一名达特茅斯球员摔断了腿，另一名同样也是腿部受伤。卡兹梅尔在第二场中因为脑震荡和鼻梁断裂而退出比赛。［他后来在决赛中返场，赢得比赛后被队友举起来放在了肩膀上。几个月后，他成为常春藤联盟中最后一位赢得海斯曼杯（Heisman Trophy）的球员。］
因为对赛后两所大学校报上凶残的社论感到惊讶，达特茅斯的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普林斯顿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这两位心理学教授认为这是一次机会，可以用来研究信念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处理共同经历的方式。他们收集了新闻报道，找来了比赛录像播放给各自学校的学生们看，并让他们完成了一份针对双方球队犯规的计数和定性的问卷调查。1954年的一篇名为“他们观看了一场比赛”（They Saw a Game）的论文，其实也可以叫作“他们观看了两场比赛”（They Saw Two Games），因为根据双方的问卷结果，两所高校的学生们观看的似乎不是同一场比赛。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从当地报纸上的生动的报道和社论中收集了与此相关的逸事证据。《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说：“两队都有过失，但达特茅斯必须承担主要责任。”《普林斯顿校友周刊》（Princeton Alumni Weekly）指责了达特茅斯队在比赛中那一记终结了卡兹梅尔大学球队生涯的重击，以及在一名普林斯顿球员倒地的情况下还踢踹其肋骨的恶行。与此同时，《达特茅斯报》（Dartmouth）的社论认为普林斯顿主教练查理·考德威尔（Charley Caldwell）应该负有重要责任。在“普林斯顿偶像”受伤之后，“考德威尔向他的球员灌输了落后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给你一脚’的态度，他的教导成果突出”。这篇社论还提到了第三场中腿部受伤的两名达特茅斯球员。接下来一期的《达特茅斯报》列出了普林斯顿曾经使用类似“集中攻势”对付过的对手明星球员名单。
当研究人员向学生播放比赛录像并要求他们填写问卷时，他们看到的内容也出现了同样的意见分歧。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认为达特茅斯球员明目张胆犯规的次数相当于普林斯顿的两倍，轻微犯规次数更是达到了三倍之多。而达特茅斯大学学生认为双方犯规次数相同。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总结说：“对于某事件的发生，我们并不是单纯地对其做出‘反应’…… 我们的行为总是与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保持一致。”我们的信念影响着我们处理所有新事物的方式，“无论此‘事’是球赛、总统候选人、共产主义还是菠菜”。
耶鲁大学法律与心理学教授丹·卡汉（Dan Kahan）是一位权威的偏见推理研究员和分析师，他在2012年《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中与四名同事共同发表了一篇名为“他们看到了抗议”（They Saw a Protest）的论文（该标题意在向早先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实验致敬）。这项研究强调了我们的信念推动着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这一观点。
在这项研究中，两组受试者观看了警方遏制政治示威活动的录像。一组人被告知这次抗议是在堕胎诊所外发生的，目的是抗议合法流产。另一组被告知抗议发生在大学就业安置机构，军方正在进行面试，而抗议者正在对当时针对公开同性恋士兵的禁令进行示威活动。两组人观看的是相同的视频，且视频经过了仔细编辑来避免暴露实际抗议的主题。研究人员在收集了受试者世界观的相关信息后，让他们根据视频内容来谈谈事实和结论。
这项试验结果与近60年前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发现高度一致：“受试者都观看了相同的内容。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为了说服而热心地表达不同意见还是意图干涉他人自由的人身威胁——取决于抗议者的立场与受试者自身文化价值的一致性。”无论是一场球赛、抗议或其他任何事情，这些既有的信念影响着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由于这些信念不是以规范有序的方式形成的，它们将会以种种恶作剧的形式来影响我们的决策。
顽固的信念
信念形成和更新的缺陷可能会快速增长。信念一旦确立，就很难去除。它开启了自己的生活，引导我们去关注和寻找肯定它的证据，让我们极少去质疑这些证据的有效性，还让我们去忽视或尽力诋毁与其对立的信息。这种非理性的、循环的信息处理模式被称为动机性推理。我们处理新信息的方式受到既有信念的驱使，并不断自我强化。已经得到强化的信念继续影响我们处理新信息的方式，如此循环。
在一场扑克锦标赛的休息期间，一名选手过来问我如何评价他的一手同花连牌。我没有留意这手牌，于是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简短的描述，讲他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出梅花6和梅花7以便在倒数第二张牌上拿到顺子（flush），但是他的运气太糟了，对手玩家靠着最后一张牌凑成了一个满堂红（full house）。
在我们的休息时间只剩下一两分钟时，我问了一个我自认为是最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你要先打梅花6和梅花7？”（我预计一个简短的解释就能说明他在决定这种牌的打法以及判断选择是否明智时的多种考虑，如牌桌位置、彩池大小、筹码大小、对手的打法以及对手们如何看待他的打法等。）
他恼怒地回答道：“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动机性推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让人们相信某事并不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一旦我们相信了某事，对这一信念的维护就会影响我们处理与之相关的新信息的方式。这或许并不像“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兴起那样明显。“假新闻”是为了金融或政治利益而刻意虚构的故事，其概念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假新闻”的实践者包括奥尔森·威尔斯（Orson Welles）、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等传奇人物。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区别在于其内容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用以点缀特定的叙述。“假新闻”能够奏效是因为持有与其内容一致信念的人通常不会对证据产生怀疑。虚假信息则更加强大，因为其中可被证实的部分事实使人认为这是经过审核的信息，如此一来就增强了信息的传播力度。
“假新闻”的意图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想法。我们知道，信念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假新闻”的作用是巩固目标受众的既有信念并加以放大。互联网是动机性推理的游乐场，它向我们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意见看法，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能够证实我们信念的、与我们观点一致的信息来源。在各种各样的选择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我们最喜欢的。
更糟糕的是，许多社交媒体网站都会根据互联网体验来向我们展示更多我们已经喜欢的内容。作者伊利·帕里泽（Eli Pariser）在其2011年的《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一书中提出“过滤气泡”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像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这样的公司是如何通过使用算法在我们已经选择的方向上来继续推动我们前进的。通过收集我们的搜索历史、浏览记录和我们与他人沟通的类似数据来总结我们的偏好，并且有针对性地向我们推送大标题信息和相关链接。互联网给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来获取各种各样观点的便利，这实际上是加速了我们朝向某个确定性气泡的靠拢。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所有人都无法幸免。
最受欢迎的网站一直在帮我们进行动机性推理。[2]
即使直接面对有力驳斥我们信念的事实，我们也不会让这些事实碍手碍脚。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指出的那样，我们只是希望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并能感觉到关于我们的生活故事的叙述是积极乐观的，然而错误并不符合该叙述。如果我们将信念看作要么100%正确要么100%错误，那么在面对可能与我们的信念相抵触的新信息时，我们只有两个选择：（1）彻底进行从100%正确到100%错误的思想转变；（2）对新信息进行忽略或抹黑。错误总是让人感觉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倾向于选择方案二。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信息是对我们自我叙述的攻击。我们倾向于努力消除这种威胁。另外，当新信息与我们信念一致时，我们将会很轻松地接受它。
由于总是基于自己的信念来进行决策或下注，我们形成信念的方式以及缺乏转变信念方面的变通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次下注都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谁会成为最好的总统，我们是否会喜欢得梅因的生活，我们是否认为低脂肪的饮食会使我们更加健康，又或者我们是否认为火鸡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