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确定性倾向和异端学会
2011年，乔纳森·海特在一次面对1 000名社会心理学家的讲话中指出，他们的领域中缺乏观点的多样性。他表示，他只能找出一位在研究领域内能获得广泛认同的保守的社会心理学家。
对社会学家专业组织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有85%~96%自称为中左派的成员在2012年把票投给了奥巴马或者在政治观点问卷调查结果中显示为中左。（其余4%~15%中的大多数被认定为中间派或温和派而非保守派。）这种趋势呈现出长尾现象，并且一直在加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中的自由派人数就以4比1的大比例远超保守派人数。近年来的调查显示，这个比例已经增长到10比1以上甚至更大。吸收观点相同成员的倾向加上意识形态方面人数被远超的沮丧事实表明，如果不加限制，这种情况就不会好转。根据建立这种同质化趋势的调查，受访者中大约有10%的教职员被认为是保守派，而这一数字在研究生和博士候选人中仅为2%。
海特连同菲利普·泰洛克以及另外四位学者——社会心理学家何塞·杜阿尔特（José Duarte）、贾雷特·克劳福德（Jarret Crawford）、李·朱西姆（Lee Jussim）和社会学家夏洛特·斯特恩（Charlotta Stern）——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异端学会”（Heterodox Academy）的组织，其宗旨是与学术界的同质性思想倾向做斗争。2015年，他们在《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期刊上发表了研究成果以及33篇开放同行评论。在上述期刊发表的论文讨论并记录了社会心理学中的政治失衡，它如何降低科学质量，以及如何改善这种状况等问题。
社会心理特别容易受到政治失衡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正在研究导致左派和右派政治分歧的很多敏感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因循守旧以及对权力和当局的反应。一个几乎完全由自由主义倾向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其研究质量和作用可能会不容乐观。
作者指出，政治价值观念“使一些概念变得难以被察觉且无法被测量，它们以这种方式嵌入研究课题中，从而使假设检验的尝试失效”。这些情况在一些涉及如何对待环境的问题，以及试图将意识形态与不道德行为相关联的实验中都有发生。他们还发现，研究人员仅仅关注认同其共享叙述的主题，回避与该叙述对立的主题（如模式化的准确性以及偏见的范围和方向）的风险。最后他们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一个自由派与保守派人数比例大于10比1的学科里，将保守派描述为教条和狭隘是否合理。
首先，异端学会的研究表明，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同质性和确认性思维。我们都有被与我们想法接近的人吸引的经历。完全为追求真理而培养的科学家们也不能对此免疫。正如那篇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表的论文的作者所了解的那样：“即使是研究团体中智力卓越和心地善良的人也可能成为确认偏见的牺牲品，因为智商与人们在争论中找到的支持己方的原因数量呈正相关。”这些偏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了解到连法官和科学家也都屈从于这些偏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因为承认自己也需要帮助而感到难过。
其次，聚集了不同观点的团体是对确认性思维侵袭的最好保护。“当同行的团体持有同质化政治观点时，同行评审作为体现科学方法开放性和假设检验的黄金标准，它对错误的防范作用会变得极其有限。”换句话说，如果团体成员的观点一致，那么他们的意见就不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那篇论文中引用的试验性研究发现，确认偏见使评论者“对于他们不赞同的论文会进行加倍努力地挑错，而对于他们认可的论文，即使出现方法论问题他们也会格外宽容”。论文的作者得出结论：“目前还没有人发现能够消除个人确认偏见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使这个领域多元化，直到个体视角偏差开始互相抵消。”
这篇论文以及异端学会的持续努力包括针对鼓励多样性和反对意见的具体建议。我推荐读者去阅读这些具体建议，其中包括诸如反歧视政策（反对异议）、鼓励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士加入组织并参与吸收人员的过程，以及通过调查来衡量组织中实际存在的异质性或同质性观点。这些正是我们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能够很好完成（或调整，如有必要）的有利于团体的事情。
即使在那些致力于寻求真相的人中间，例如法官和学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寻求自我信念确认的倾向是多么强烈。如果你对这种符合所有人的情况有任何疑问，请暂时放下本书，去看看你在推特（Twitter）上都关注了哪些人。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意识形态上与你保持一致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不妨开始关注一些持有对立观点的人。
赌一把（科学的）？
如果对赌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偏见，那我们能不能用它来解决异端学会的问题？人们可能会想，如果必须在出现重复结果的可能性上下注，那么与传统的易受视角偏见影响的同行评审相比，科学家们可能会更加准确。尤其是在一个匿名的博弈市场，不管是确认个人意识形态的强大还是完全基于对个人研究和信念的重复肯定来下注，都是毫无价值的。科学家在这样一个博弈市场上的“正确”方式是出色地利用他们的技能对是否会出现重复结果进行最客观的下注。事先知道自己的工作取决于市场测试的研究人员也会面临一种额外的问责方式，这可能会使他们调整自己的报告结果。
至少有一项研究显示，科学家在博弈市场中对实验结果可复制性的下注要比单一的专家意见更准确。在心理学领域，10年来一直存在关于大量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无法被其他研究人员复制的争议。心理学可重复性项目（The Reproducibility Project：Psychology）一直致力于复制那些发表在顶级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结果。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行为经济学家安娜·德雷伯（Anna Dreber）与几位同事根据这些复制尝试建立了一个博弈市场。他们在相关领域招募了一批专家，并就可重复性项目复制44项研究结果的可能性征询了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向这些专家提供了赌资，用于在预测市场中对每项研究的可复制性进行下注。
参与传统同行评审以及对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提供意见的专家，他们的正确率为58%。在一个以交易员为专家的博弈市场中，那些专家们下注的预测正确率为71%。
考虑到同行评议一直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坚实基础，许多人才会惊讶地发现，对赌中的专家意见比同行评审中的专家意见更加准确。当然，本书的读者对这一结果应该不会感到非常惊讶。我们都知道科学家们致力于寻求真理并且认真对待同行评审。可以说，这一科学过程中存在隐性的博弈元素，因为评审质量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和同行评审人员的声誉。但我们知道，科学家和法官一样，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是普通人，都会受到确认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毫不隐讳地明确这种风险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客观。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博弈市场来解决难以获知反对意见的问题。采用预测市场来检验决策的公司包括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礼来（Eli Lilly）、辉瑞（Pfizer）和西门子（Siemens）。人们更愿意为了赢得赌注而不是与人融洽相处而提出自己的意见。
把准确性、责任性和多样性纳入团体章程有助于提升决策质量，这对一些致力于对赌思维的团体来说更是如此。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份好的团体章程应该包含的要点，下面我们开始讨论一个富有成效的决策团体应该具备的参与规则以及如何与他人进行最高效的沟通。一位极具开创性的社会学家曾经为一组科学家设计了一套寻求真理的规范，可以作为我们制定团体参与规则的参考。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一名“博弈者”，但是他曾受到与偏见、理性以及感知与现实之间潜在鸿沟的相关思维影响：他曾经是一位魔术师。
[1] 埃里克·赛德尔是有史以来最出色和最受人尊敬的扑克玩家之一。他赢得了（本书写作至此时）八条世界扑克系列赛冠军手链和3 000多万美元的锦标赛奖金。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刚开始去宾尼恩马蹄铁赌场参加世界扑克系列赛时，他已经连续3年在那里赢得了比赛。
[2] 感谢菲利普·泰洛克教了我这个绝妙的表达。
[3] 白色城堡是美国的一家连锁汉堡快餐店。——编者注
[4] 托马斯转述了据说是出自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尝试教猪唱歌。这会浪费你的时间，也会让猪感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