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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决策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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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为了更好地决策而提出异议

书籍名:《高效决策法系列》    作者:瑞.达利欧


向一位魔术师致敬


迈耶·施科尔尼克(Meyer  Schkolnick)于1910年7月4日出生在费城南部。他少年时期曾在生日聚会上为人表演魔术,并且打算成为一名职业魔术师,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罗伯特·梅林”(Robert  Merlin)。一位朋友劝他说,一个少年魔术师给自己取艺名叫“梅林”[1],实在是很缺乏创意,于是他就把艺名改成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当罗伯特·K.默顿(以示区分:他的儿子罗伯特·C.默顿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于2003年去世后,《纽约时报》称他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

异端学会的创始者们在《行为与脑科学》的论文中明确认可了默顿在1942年和1973年的论文中为科学界制定的缩写为CUDOS的一套规范:“一种通常采用对抗性合作来解决经验争议的意识形态平衡的科学,与罗伯特·默顿提出的理想型自我修正认知团体模型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该模型以CUDOS规范为基础组建而成。”根据该论文,CUDOS的含义如下。


C(Communism):共有性(数据属于团体)。

U(Universalism):普遍性(主张和证据无论出处均适用统一标准)。

D(Disinterestedness):无私利性(对影响团体评估的潜在冲突保持警惕)。

O(Organized)S(Skepticism):有条理的怀疑性(团体讨论鼓励参与和异议)。


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制定团队参与规则的参考范例,默顿提出的规范无疑是最好的。首先,他创造了“榜样”(role  model),以及“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相关群体”(reference  group)、“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和“焦点团体”(focus  group)等概念。他创立了科学社会学,并且是第一位被授予国家科学奖章的社会学家。

默顿的学术生涯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研究的是影响科学界的制度的历史。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由不同时期地缘政治影响引发的科学进步的故事,也是一个在不同时期为保持独立于政治影响而奋斗的故事。他的人生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在这些战争时期他研究并目睹了人们“用科学家的外衣来装扮政治自我”的民族主义运动,详尽地评估了基于政治和民族背景的科学知识。

1942年,默顿开始写科学的规范结构。在随后的31年中,他对这篇论文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并将最终版作为一本著作的部分内容于1973年发表。这篇仅有12页的论文对于任何制定参与规则的求真团体而言都是极好的参考指南。我发现它不仅可以应用于我的扑克小组,而且对我通过演讲和咨询接触到的专业和工作团体也能起到良好的作用。CUDOS中的每一项要素——共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都可以广泛地应用于提升团体的客观性思维能力。当团体出现确认性倾向并且偏离对准确性的探索时,这很可能是由于未能很好地落实默顿提出的某个规范。丝毫不用感到奇怪,默顿的这篇文章对任何想要成为精明的投注者或决策者的人来说都是一份绝佳职业指南。



默顿式共有性:多多益善


默顿式共有性[(英语中“共有性”和“共产主义”为同一单词:communism)很显然此处所指并非某种政治制度]规范是指团体内数据的共同所有权。默顿认为,个体研究人员的数据最终必须与整个科学界共享才能促进知识的进步。他提到,“保密是这个规范的对立面,全面和公开的沟通才是规范的体现”。在科学领域,这意味着团体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如果没有数据与实验设计和方法的详细描述,研究结果将无法得到适当的评估。研究人员有权在研究结果发表之前对数据加以保密,但是论文一经发表,他们就应该敞开大门让团体有机会做出适当的评估。如果求真团体只能获得有限的潜在相关信息,任何致力于准确性的尝试必然都将失败。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评估的准确性会受到极大影响。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1974年的一次讲座中对科学分享的理想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一种彻底的诚实——一种矫枉过正。例如,你正在做一个试验,你应该如实报告可能会导致结果不成立的所有情况——而不仅仅是你认为正确的理由:其他也许能解释结果的原因……”

认为我们可以完美地实现费曼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科学家也仍在为之奋斗。在我们自己的决策团体里,我们应该努力遵守“多多益善”的规则。获取所有能够获得的信息。永不满足地探索相关信息最广泛的定义。对我们正视自己的偏见推理加以奖励。根据经验,那些我们为了避免让自己感到不安或避免进一步解释而尽力忽略的细节正是我们必须分享的信息。我们的犹豫和不安说明了这些信息可能对于提供完整的、合理的原因至关重要。同样,作为评估决策的团体成员,我们应该将这种犹豫视为进一步探索的信号。

如果将美国的自治视为一项求真实验,那么我们已经明确信息共享的公开性是政府制定和解释决策的基石。美国宪法对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保障承认了自我表达的重要性,但它们的存在也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确保信息公开的机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拥有数据并且有权分享数据。像《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这样的法规具有相同的目的。没有获取信息的充分自由,就不可能对我们的政府进行合理的评估。

数据和信息的共享与求真团体章程的其他要素一样,是通过协议来实现的。学者们同意分享结果。政府通过协议与人民分享信息。没有协议,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强迫别人分享他们不愿分享的信息。人人都有隐私权。公司和其他实体有权进行机密交易并保护其知识产权。但在我们的团体中,一份出色的章程包含了分享决策质量、评估相关细节的协议。

如果团体正在讨论一个决策但并没有掌握所有的细节,这可能是因为信息提供者没有意识到某些数据的相关性,也可能意味着信息提供者倾向于鼓励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叙述。毕竟,正如乔纳森·海特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是自己最优秀的公关代理,可以通过编造的故事给自己增添最为璀璨的光芒。

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却有两种差异巨大的版本,这是因为两种描述是建立在不同的事实和观点基础之上的。这种情况被称为“罗生门效应”(Rashomon  Effect),以1950年黑泽明(Akira  Kurosawa)执导的经典电影《罗生门》(Rashomon)命名。情节简单,其中心要素是不完整性如何导致了偏见。影片中,四个人分别对他们共同目睹的同一场景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包括强盗对女性的诱惑(或强奸),强盗与丈夫的决斗(如果有),以及丈夫的死亡(因决斗失败、谋杀或自杀)。

即使没有其他情节冲突的版本,罗生门效应也提醒我们不能假设一个版本的故事是准确或完整的。我们不能指望他人提供故事的另一面信息,也不能指望任何个人的版本能够对所有相关信息做出全面和客观的描述。这就是为什么在决策团体内遵守默顿规则对于讨论的双方都有好处。在提出讨论的决策时,我们应该留意可能会被忽略的细节,并通过补充任何可能相关的内容来进一步确保稳妥。在评估方面,我们必须采用相互质疑的方式以便在必要时能够获取这些细节。

咨询会上的那位CEO把公司的遭遇与解雇总经理联系起来,这很好地说明数据共享承诺的重要性。在他描述情况之后,我又向他了解了更多信息。他详细介绍了总经理职位的招聘流程以及对总经理能力不足的处理方法,这又引出对这些决策的进一步质疑,这些质疑反过来再次要求他分享更多相关细节。他通过对事态的最初描述来证明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我们从该决策的方方面面了解到每一个细节之后,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解雇总经理是一项非常合理的战略性决策。只是好决策碰巧造成了坏结果,仅此而已。

我们应该成为数据分享者,这就是专家们的做法。事实上,这也是专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专家的原因之一。他们明白,数据共享是实现准确性的最佳途径,因为这样可以获取来自交流对象的最真实的描述和见解。

听过顶级扑克玩家们讨论打牌细节的外行人会想:“听起来感觉有太多不相干的、过于挑剔的细节。他们为什么要聊这些东西呢?”两名专业扑克玩家聚在一起交流打牌的看法和意见时会涉及非同一般的细节:牌桌上每一名玩家的位置,赌注大小和每次行动(或说话)后的彩池大小,从前遇到这名(些)对手时他(们)的表现如何,他们在某一类牌桌上的表现如何,他们在那类牌桌上最近几手牌的表现如何(特别是最近的输赢情况),那一手牌的过程中每个人有多少筹码,对手们对他们的了解情况,等等。专家认为,提供的细节越多,对决策质量的评估就会越准确。而且由于需要提供的细节类型大致相同,专业玩家们本质上是依照模板行事,所以他们很少有机会只传达那些可能会引导听者得出理想结论的信息。

名人堂足球教练约翰·马登(John  Madden)在一部关于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的纪录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年轻的助理教练马登在一次教练讲座中听到隆巴迪谈论一场比赛:在这场20世纪60年代的比赛中他带领的绿湾包装工球队采用了著名的“强力清道”(the  power  sweep)[2]战术。听众们像着了魔一样听隆巴迪用八个小时来描述那一场比赛。马登说:“我进场时很自负,以为自己对足球无所不知,但在听他花了八个小时来谈论这一场比赛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足球一无所知。”

我们自然不愿意与他人分享那些可能会暴露我们决策错误的信息。我的团体让我明白了致力于自我提升是一件让人感觉良好的事情,这使与人分享变得容易一些。当我与人分享一些自认为糟糕的细节时,我尊重的玩家们对我表示赞许,这给了我正面的自我形象更新。在提供咨询意见时,我会鼓励企业经营者确保自己不要仅仅根据结果或提供自我提升的叙述来定义“成功”。如果企业的部分成功包括对已发生的情况提供最准确、最客观和最详尽的评估,那么员工将会在这些基础上开展竞争。这种做法的奖励就是可以塑造更好的思维习惯。

所以,我们应该做信息分享者并对决策团体中那些勇于分享更多信息的人进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