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谁在助推助推者
这是200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与首相策略小组的同事们对即将到来的一天充满了期待。这天早上我们发表了题为《个人责任与行为变化》的评论性文章。这是一国政府第一次认真地尝试思考行为科学对主流政策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但它仍然是一个好作品，能够发表真是大快人心，这与我们为首相做的多数政策工作不同，它们被认为过于超前不宜见刊。为防万一，我们在这篇长达70页的文章的每一页底部都印上了“这不是政府政策声明”几个字，我们之前的评论性文章也都是这么做的。
一走进海军拱门，我就从人们脸上的恐惧表情判断出有事发生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已经登上了《泰晤士报》的头版，报道称：“首相的策略小组提出要征收肥胖税。”旁边是一幅猪肉馅饼的图。
一边是不明就里的唐宁街10号新闻办公室，另一边是英国卫生部。尽管卫生部官员对于没有与之进行协商不太高兴，但仍旧表示，他们对这一想法很感兴趣，并请求唐宁街10号不要否决这种做法。策略小组当时的负责人杰夫也非常恼火，担心这将有损我们的政治资本。
《泰晤士报》简短引用了我们文章中提及的健康与非健康食物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否会鼓励更健康的消费这一内容，最近英国医学会也在讨论这个事情。1我们已经指出，对含铅与无铅燃料进行区别征税会迅速引导人们转而使用无铅燃料，尽管我们的文章中避免得出这是否适用于食物的结论，但它的引申义已经为它定了个好标题。
迫于压力，我们需要发表声明，称对食物分开征税既不实际也不会产生效果。唐宁街10号新闻办公室对此并不上心，它听说这样做两边都不讨好。最终，我们发布了一份声明，专门写了一行字提醒人们，这不是政府政策，政府没有征收“肥胖税”的计划。
办公室一片混乱，我想我最好在午餐时透透气，同时远离餐厅。但是，当我朝着白厅咖啡吧走去时，我注意到外面有人在“每日特价”板子上潦草地写着：“在肥胖税征收前，多吃点儿黄油三明治吧！”看来我们真的遇到了麻烦。
用声明去制止随着事件散布而来的小道消息为时已晚。到了第二天，报社在头版刊登了内阁重要成员们的照片，每一幅照片下面都有他们预测的体重。体重相对较重的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特别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标题：“普雷斯科特要为肥胖缴多少税？”
不久之后，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了重要讲话，撇清了自己与政府使用行为研究方法的关系。
谨慎处理？
要让英国政府在英国政策中再次公开采用心理学和行为研究，需要花费近10年的时间，需要经历一次政府更迭才行。有人把它随意地解释成这个不合时宜、简短而在政治上令人尴尬的标题只是推迟了这一进程。而另一种观点是，这种反应折射出了公众对于政府使用行为研究的深切担忧。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安，也许事情本该如此。
让不健康的食物更昂贵，或者健康的食物更便宜，这甚至不能算作塞勒和桑斯坦倡导的助推，这是在蓄意操控民众行为——尽管多数政策都是这样的。那么，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本章探讨的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运用行为研究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潜在的不利因素。潜在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尽管行为研究效果显著，它们也可能遭到滥用——不仅是企业，还有无良的政府和官僚。我们可以只取好的一面吗？究竟政府采用行为研究是做它们想做的事情，还是你或者公众可能期盼它们做的事呢？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往往能很快发现使用行为研究方式在收缴税款和罚款上的好处，但同时政客们也在他们自己的竞选活动中使用行为研究，在美国尤其如此。但他们是否也能敏于发现可以运用行为研究保证消费者的采购更划算，或者开发更有效的方式监督公民的行为呢？
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呢？决定应该由谁来做？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许多助推措施的一个基本含义——特别是围绕它的属性——就是有些人而非你自己可以做出最有利于你和社会的判断。换句话说，政府或者专业的选择设计师最清楚这些。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实践中，至少有些人会质疑：那些更清楚地知道如何让公民生活更加美满的助推者是谁呢？
本章将探讨这些问题，进而讨论可能采取的措施，以及行为研究在政策中的应用。该讨论将围绕三大方面的问题展开：
（1）缺乏透明度——行为方式过于贴近宣传和潜意识操控的黑暗面（右翼人士的担忧）。
（2）缺乏有效性——行为方式是政府不采取更具决定性、更有效行动的借口（左翼人士的担忧）。
（3）缺乏责任感——这些方法背后的行为科学家和决策者们需要对造成的影响负起更多的责任（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担忧）。
然而，一旦合适的措施和保障到位，包括强化民主监督和助推者的责任，我认为行为研究可以带来诸多好处，甚至可以强化民主本身的性质。
透明度的挑战
很多人，特别是右翼分子，有一种强烈的担忧，他们认为助推措施涉及一些鬼鬼祟祟和阴险狡诈的东西。20世纪末，一位资深的决策者私下里表示：“这不是政府应有的做法。”
这一问题应该得到认真对待。助推的核心在于，很多决策和行为都源于非常迅速，且通常是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如果人们总是避免选择一组商品中价格最高和最低的，无论是啤酒还是金融产品，一旦卖家获悉了这一点，他们就可以通过增加额外的高价产品或者拿掉更低价格的产品来“欺骗”消费者支付更多的钱。同样，了解到人们强烈地倾向于默认选项，政府和企业能完全与任何形式的欺骗活动划清界限吗？这种政策制定的自发性表明，专业的助推者甚至可以不知不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
人们可以激烈地争辩，认为这种方法欠缺透明度，同时限制了自由，甚至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们是由受它们影响的市民不自觉地选出来的。难道不是用“操纵”一个词就足以让任何一个自由论者不寒而栗吗？
正是这种关于助推的操纵牵动了美国极其敏感的神经，这种操纵也是卡斯·桑斯坦在白宫中努力克服的。他一直在与这种言论做斗争，不过现在他可以自由地著书立说对此予以反驳了。理查德·塞勒同样如此，他骨子里一直是一个芝加哥式的经济学家，对于把助推作为“操纵”的诟病一直非常敏感。
对于术语“助推”的原创者桑斯坦和塞勒而言，他们的第一反应一直是“助推”应该是“选择—强化”或者至少不应该是“选择—限制”，同时它是透明的。在这个意义上，助推被看作另一种管制和禁止。例如，把退休金计划中的一个默认项从雇员自愿加入变为自愿退出并没有消除这个选择。如果员工愿意，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地选择退出。选择是透明的，员工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获知详情。相反，在一些西方国家，你必须为养老而储蓄，尽管你可以对你的退休金提供者有所选择。
没有中立的选择
助推者们经常谈论“选择架构”，即呈现选项的方式。一个常被讨论的例子是在自助餐厅中食物出现的顺序。你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沙拉还是薯片？事实证明，顺序很重要。当你饥肠辘辘地走进来，你首先看到什么就会往盘子里装什么。布莱恩·汪辛克表明，经常参加研讨会的人盘子里68%的食物都是他们看见的前3种食物，无论这些食物是健康的水果，还是高油脂的早餐。2事实上，我们知道自助餐厅的每一个环节都对你吃什么、吃多少产生了影响，从菜单、盘子的大小、食物的供应量，到是否配有盘子等。
这些影响很少是受有意识选择支配的。塞勒和桑斯坦的观点正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政府助推者使用，它说的是根本没有中立的选择。自助餐厅必须以某种方式安排食物，因此政策制定者——以及餐馆老板、校长、医院管理者等——应该以多数人的利益为选择的基础。
如果你考虑替代方案，这看起来极其明智。一旦知道食物顺序或者盘子大小会影响我们吃什么以及餐厅会生产多少垃圾，对于决策者而言，岂不应该——甚至是有责任——选择更健康、更环保的食物吗？
当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学校食堂）跳到一个不太明确的例子（例如养老金计划），这种观点便复杂得多了。但即便就食堂而言，一旦我们承认确定哪种选择最好的方法可能不止一种时，它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不同的标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如何设定这一标准？例如，让我们假设沙拉比薯条利润低，那么自助餐厅老板绝不会把沙拉摆在最前面（虽然小盘子的食物仍旧有吸引力）。如果薯条能使学校的孩子下午上课时更加专心听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另一个问题是，最佳默认适用于这个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人。在一所有许多肥胖孩子的学校里，把沙拉放在第一位，可能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小部分有诸如厌食症这种饮食功能失调症的孩子而言，这种做法可能就非常糟糕。再来看看养老金问题，人们的情况和喜好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人人都采用统一标准，那看起来就有问题。
许多前沿的行为学家，包括桑斯坦、莱布森认为，解决办法是进行“量身定制的设置”。这意味着，为特定人群设定了不止一个，而是一系列的标准。这在自助餐厅很难实现，除非你设置了不止一条路线，从而根据人们进门时传感器测量到的体重指数引导他们走这条路线或者那一条路线。但养老金和许多其他产品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不是人人统一配置，而是由“智能默认”根据工作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和近期或将来的加薪情况对其进行区分，进而为其设置更加个性化的储蓄率和产品。
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种解决方式还远远不够。即便有个性化的设置，仍然存在谁设置了这些默认选项这一棘手问题，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有效的沟通vs政治宣传
行为洞察力小组的很多工作，与世界各地出现的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都涉及沟通，至少在广义上如此。我们解决的很多问题与通知、鼓励和说服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架构保持不变，但重点是使一个行为或多或少地比其他行为更加有趣。事实上，有时候海外访客参观我们的工作过程时会说：“这不就是沟通吗？”
其中一些显然是关于沟通的，尽管我们认为相比一般的广告公司，我们更加科学和严格。要谨记说服大师罗伯特·西奥迪尼于2006年在唐宁街10号的国宴厅开会时说的一句话：“这是有效沟通的问题。”
各国政府及企业一直在与人们沟通。我们被符号、文本、电子邮件和信件搞得焦头烂额。这些信息多数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如警告我们前方有危险；让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可能有危害，特别是如果以某种方式使用的话；或者提醒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如支付我们拖欠的税款。如果我们认为诸如此类的沟通是适当的和可接受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希望那些设计或者写下这些沟通信息的人要尽力使信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易于理解，而不是被误解。
如果我们打算引入减税措施，以鼓励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我想很少有人会认为确保关于减税的信息尽可能清晰简明的做法不对。同样，我怀疑很多人会反对使用那些与减税措施最相关的企业的个性化信息，或者反对在搜索引擎中出现强调减税措施的提示词，当人们输入搜索关键词“减少企业税款”时，它就会蹦出来。让企业把更多的钱投入产品研发总好于让它们把钱投到别的国家去赚取离岸利润。
然而，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有效沟通与不可接受的心理战或政治宣传？在助推小组遍布世界各地之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设有心理作战小组（影响其他国家而非自己国家的公民），许多国家设有情报部，部分带有明显的奥威尔式的色彩。
在行为洞察力小组中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第一个原则是确保发出的任何声明都真实可靠。如果我们试图用社会规范去激励某种行为，例如添加“90%的人及时纳税”的信息，我们通常会小心翼翼地确保其真实性。当我们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类似的工作以提高危地马拉的税收时，这个信息可能就不正确了，所以我们就不会使用。我们会确认那些申报以及缴纳特别税款的实际人口比例，其实际比例在65%左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人会惊讶地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同胞还是会按规定缴纳任何税款。因此，我们测试了包括在收到了提醒函后纳税以及从未打算申报纳税的实际人口比例（幸运的是，提醒函非常有效，使纳税比例提高了5.6个百分点）。
第二个原则是确保信息透明并监督公众的关注点。我们小组正在开展的工作、发布的研究方案以及常规公文等一直都是公开的。我们还注意观察某个方法是否会引起公众的抵制或者疑惑。举个例子，在一项使用社会规范的税务试验中，我们跟踪了投诉水平，发现和前一年相比，它们在持续下降。相反，我们进行的一项涉及向小企业提供其信用评级（对借款能力以及利率有影响）的试验，则得到了更多的负面反馈。这个试验正值2008年12月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小企业都在努力获取更多从银行或其他地方贷款的渠道。我们做这个试验的原因之一，就是小企业的信用评级相对较差，然而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如何提高自己的信用评级。这个试验中有许多措施并不常见，比如如果企业所有人在选民登记册有备案（这在英国是可选的），信用评级公司就可以提高其信用评级。然而，在1 000封信件发放之初，我们多次收到收件人的投诉，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要给他们发送信件或者觉得这根本不归政府管。虽然投诉数量在绝对数量上很少，不到12份，但公众的担忧看似真诚和衷心，所以我们放弃了试验。
第三个原则是要确保我们在团队之外有某种形式的独立制衡机制，以考察我们的试验和工作的道德标准。就道德行为而言，避免说谎、对公众关心的事情要足够敏感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关键的制衡机制在于设立一个独立的学术顾问小组，其中包括理查德·塞勒和周围的6名一流的行为学专家。该小组后来由奥唐奈尔爵士领衔，他把对行为方式的浓厚兴趣与政府运作的深刻认识结合起来了（现在他仍是咨询小组的领导人）。
图11–1 伦敦的上议院议事厅激发了奥威尔“真理部”的构想，它是奥威尔想象的1984年反乌托邦式社会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基础就是国家对精神进行控制。这个建筑中有战时的信息部，他的妻子曾经在那里工作。助推小组需要确保其身处体制之中，这与奥威尔的想象相去甚远。凑巧的是，上议院议事厅现在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部分，它有关行为科学的硕士课程为行为洞察力小组提供了一些学生，它的教授之一就坐在我们的顾问团中
在某些情况下，顾问小组确实要退居幕后，让行为洞察力小组的干预措施稍做修改后作为最终决策。我们顾问小组的健康与行为专家特里萨·马尔托教授还认为，我们需要加强一些实验在伦理排查过程中的透明度和独立性，使之与我们在医学实验上的发现相吻合。小组中因而爆发了关于复杂的道德排查过程与快速操作的压力之间孰轻孰重的激烈辩论。每年都会发出数以百万计没有经过任何排查的信件，那么什么水平的道德排查过程适用于改变税收提醒函的措辞，什么水平的道德排查适用于新的药物实验呢？一些小组和团队成员还认为，在自主和独立的学术机构里进行的实验，与在政府环境下为了进行民主选举而进行的实验有一个重要区别。这次辩论使我们澄清了我们的排查过程，并建立了一个更正式、更独立的道德与实验方案排查机制，吸引了白厅之外的很多独立学者。3
行为大鳄
政府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的行为科学或助推措施的用户。回到2003年4月，在初次草拟首相战略团队关于行为变化的报告时，我们创造了“行为大鳄”（behavioural predators）一词，代指那些在商业上有时不择手段的风云人物。这些行为大鳄动机不纯。4不幸的是，有很多个人和企业正忙于说服别人做完全不符合他们利益、今后很可能会后悔的事情。
烟草公司开展了极其巧妙的市场营销活动使得吸烟看上去既有魅力又吸引人，特别是对年轻人和早有烟瘾的人群而言极具吸引力。挨家挨户推销的销售员开发了一种高度商业化的成功的交易方式，促使人们选择英国的替代能源供应商，而这往往比市场上最好的能源供应商还要贵得多。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已经学会了如何将更昂贵的理财产品卖给无辜的借款人，以及如何确保他们不会转投更好的交易。而不少线上企业已经很善于增加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的额外费用、条款和条件。
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处女作《影响力》中满是高明的“贸易把戏”的例子，从熟练的服务员和售货员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到公开的骗局等。当然，西奥迪尼的目的是拆穿这些骗局，使读者免受其害。同样，也有一些新兴的优秀书籍和课程说明市场和企业如何利用行为科学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5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不择手段的个人或商人学习相同的方法以用在不知情的消费者身上。
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应该是有一些办法可以阻止无良的商人使用和滥用这些高明的行为方法去趁火打劫的。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制约欺诈行为的法律，并制定法规以维护公平交易和消费者权益，任命监管机构进行干预和支持。更重要的是，精心设计和运行良好的市场也可以提供一些保护措施以应对大规模的滥用职权行为，尽管这也为其创造了机会。
政府和监管机构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干预，这种需求意味着它们已经卷入了行为研究的世界，无论它们喜欢与否，即便它们自己不想使用这种方法。在一个满是偷猎者和掠夺者的世界，你也需要几个猎场看守人。
滥用权力、不当影响与有效的市场营销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监管机构还不足以说，“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所以一切运行良好”。不受监管的市场，特别是涉及复杂的产品、忙碌的消费者的市场，往往能靠着高水平的“消费者损失”找到平衡，说得通俗点就是消费者遭到了剥削。举个例子，客户普遍接受隐藏在长文件中复杂的条款和条件，这就是滥用权力的一种方法，它使我们直接倾向于最简单的选项（点击文本框与实际阅读文件）。监管机构有权力调查并判定哪些公司能够逃脱这类隐藏条款的责任。例如，监管机构有权力坚持任何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有关的信息不应该隐藏在这些条款和条件之中。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上有许多行为大鳄。不与之斗争的政府或者合法企业其实是在掩耳盗铃。在我看来，没有对其做出反应的政府，在保护公民方面是失职的。不参与并不是在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把场地拱手让给了坏家伙。
选择不需要选择的
美国式的助推法有一个悖论，它将助推植根于需求被选择性强化的途径之中。人们运用心理捷径，防止大脑在反应迟缓与陷入沉思时被过多的选择和决定所累。因此明智的选择通常是：选择不需要选择的。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敏锐的业务员，或家庭成员，用无穷无尽的选择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你喜欢哪些颜色？在这些选择中呢？最终我们会烦躁地说：“你看着办吧，我无所谓，你决定。”
政府、企业和社区经常代表公民做出无数的决策。事实上，选举政客的一个充分理由——无论是爱他们还是恨他们——就是要求他们代表我们做出这些决策，使得所有人能继续按部就班地生活。我是一个政策迷，对很多政策都感兴趣，但即便是我也不想被询问上班路上可能新增加的每一个安全装置，或者我的税单的提交方式。
最近这几年，卡斯·桑斯坦故意排演了这一难题，特别是自他在政府工作起，经常故意招惹一些对他的工作指手画脚的批评家。6网络设置和软件安装也有一套为用户提供不需要选择的选项的逻辑结构。在早期的安装过程中，程序会询问用户是愿意进行默认安装，还是希望进行一个耗时较长、更加个性化的安装过程。进行默认安装通常很有道理，且相当明智。选择不需要选择的选项，相信凭借他人的专长进行的选择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这样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什么程度、什么时间，可以选择不做出选择？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政策制定者可能会使用一些经验法则进行调整。例如，在多数人选择了相同选项的情况下——即便手头有专家中肯的意见——把这一选项放到第二选项的位置或者多数人会跳过的菜单中似乎很明智。同样，在出现很多选择的情况下，而且这些选择严重依赖专家的判断，比如如何诊断和治疗一个特定的医学症状，人们也许希望选择不做出选择。这样做看上去很合理。也有一些情况，人们可能希望通过故意限制自己的选择以实现自我控制。节食的人可能选择不通过超市里的点心货架，并希望自己的伴侣不要总是在晚餐时给他们吃额外的东西。赌客可能选择被禁止进入赌场以及被禁止下注。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经常选择不做出选择，这种普遍的观念存在风险。政府官员和企业可能认为缺乏磋商是因为大多数人对细节不感兴趣——公众实际上选择了不进行选择。尽管繁杂，但这一领域需要制约和平衡。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会有所提及。
不作为的借口？功效挑战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对助推的观点，认为助推是政府不果断采取行动的借口，是不作为的遮羞布。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其他观点（它们往往源自右派或者中立的自由主义人士的担忧），这种批判通常来自左派人士——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家长主义者。
他们认为，如果某件事情是对的或错的，就应该采取直接取缔、强制执行或者征税的措施。有人认为助推是右派避免采取适当行动的一种更为明显的阴谋。特别是在欧洲，国家家长主义（state paternalism）更加受人尊崇，也更为流行，超过了美国以及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情况。欧洲到处充斥着“家长主义完美无瑕”的言论。支持者指出，我们早就认识到教育孩子的好处，不只是为了确保经济的增长，也是“为了他们好”。我们并不询问孩子是否喜欢阅读和写作，我们只是直接教育他们。同样，世界各地有很多管理良好的国家，从新加坡这样高效的城市国家，到高信任度的北欧国家，它们都是直接做事，不管是建造住房还是建立精细的福利安全网。从这一角度看，助推方式显得毫无生机、犹犹豫豫，把公民置于本可以轻易直接解决的危机之中。
我们不止在一种场合下遭遇过批评，其中一次与公众健康有关。简单来说，如果一个行为或活动被认定为不健康，特别是可能危害他人的时候，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进行助推呢？何不直接禁止呢？公共卫生领域也产生了一种选择的伦理原则：预防原则。它指明，如果不知道一种产品或行为是否安全，或者如果它存在的极大不确定性超过了它的安全性，那么它的使用就应该被限制或禁止。
你能看到这种方法的内在逻辑。如果一家制药公司研发出新的药物，它必须证明在大规模出售之前，用在个人身上是安全的。同样，当你十几岁的儿子说，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靠着家里自制的坡道和新的花棚，他可以在摩托车上耍个新特技，但是你可能会说“不”。你并不确定它不会成功，但是你真的想尝试吗？正是这种推理使得公共卫生界强烈反对电子香烟（参见第8章）。
一些左派人士也担心，在解决贫穷和劣势时，助推法可能会被当作逃避果断行动的借口。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解决失业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创造就业的大型计划，比如一个大型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从这个角度来看，设计一个助推措施来改善失业人员的求职行为，或者鼓励一家企业聘用一些额外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像是次要的事情——或者更糟的是，故意使人们从正事上分心。
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做任何一件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如果它成本最低的话（参见第10章）。一名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政府工作重点的战略评估会议上曾经对我说：“一个大部门不必只有一个或两个目标——我们有2 000多人和100亿英镑的预算——我们应该寻求能够一次解决很多事情。”7尽管如此，我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常常会得意忘形，认为助推者能解决一切。
我们就以气候变化为例，看看这种观点在政策领域中的运用情况。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有许多基于行为研究法的干预措施能帮助我们应对这一挑战，比如，向人们反馈他与更节约的邻居的能源消耗量比较情况，这样做能降低两个百分点的能源浪费，取得的效果堪比10%~20%的价格变化。它快速、便宜并且值得一做。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它对碳排放量影响不大。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行为研究告诉我们，没有政府的果断行动，人类其实并不善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短期成本控制了长期收益。在没有政府监管和碳价格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助推就能为我们的孩子拯救地球，我们应该对这种自我催眠保持警惕。
相对有效性——助推与其他工具
有一种关于助推对其他政策工具的学术说法：助推是一种试图影响行为，但不涉及任何奖励或制裁、授权或规定的政策干预，它仅仅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这种说法是在最狭窄的层面上定义助推以及行为研究策略的使用，随后支持者们争论道：“助推远远不止这些。”
我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同时这也是一种误导。作为一名正在日渐回归的科研人员，我对这种立论方式相当熟悉，它创造了一个定义狭窄且易于剖析的“稻草人”命题。这种观点在美国有一定的市场，在那里评论家都试图把行为方法定义为一种选择—强化的助推方式。但它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行为洞察力小组，以及其他一流的从业人员真实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把行为研究法当作一种工具或镜头来使用，通过它检视所有的政策干预。我们对设计政策相当感兴趣，同时也经常考虑、思索和激励设计。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设计管理条例（正如桑斯坦在美国所做的那样），并且我们对通信、信息和透明度的形式和细节，以及信息如何才能以一种更容易理解和更有影响力的方式呈现也有兴趣。从本质上说，我们寻求引进一种更现实、以经验为主的模型来探究影响人的行为与决策的因素。8
一名工程师深入了解气流和风阻后，会利用这些知识设计更省油的车、更好的涡轮，或者更快的飞机，我们也试图运用行为研究以改善很多不同政策杠杆的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有时我们会发现新的政策选项，比如对社会规范或默认选项更改的反馈这类助推的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怎样利用行为研究来巧妙地重塑传统的政策工具呢，比如重新设计一个行之有效的税收鼓励机制？例如，行为研究可能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在购买一辆耗油量大的汽车时纳税，而不是依靠更传统的方式为额外耗费的汽油纳税。通过这种方式，行为研究发挥的影响就会更加循序渐进而不是革命性的，就像工程师使用风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汽车的设计，而是巧妙地重塑它，使之更高效、更适合完成它的设计目的。
随着人们对行为研究法的熟悉，它的影响会减弱吗？
在公共场合或公开讨论时，经常有人会问：“我可以看见当你第一次收到个性化的文字提示，或者收到一封告诉你多数人及时纳税的信件时，它的确有效。但是，如果很多机构开始使用相同的方式，或者在你连续数年收到这种税收提醒函后，事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影响会不会逐渐减弱？”
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这些方法应用的时间不长，至少政府是这样，我们的回答是，必须走一步看一步。我确实担心当人们对它越来越熟悉时，某些方法会被过度使用，甚至是被不当或无意识地使用，它们的积极影响可能会消失。例如，社会规范的消息越来越多地在官方信件、路标和其他地方使用。我们甚至能开玩笑：“90%的政府机构目前都在使用社会规范的消息。”（这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我承认。）
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类型的行为干预会逐渐失效。其中最臭名昭著且为人熟知的是节食，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努力减肥，许多人都成功了。但证据表明，在之后的6个月内，大多数人的体重会再次反弹。行为科学家，比如凯文·沃尔普，曾经尝试对帮助节食者成功减肥的不同类型的鼓励措施进行了实验。例如，沃尔普表明，将节食者每5人分成一组，并根据他们的总体表现对其进行集体奖励，这种激励方式比单独给每个人奖励（社会压力的原因）更为有效。但即便如此，在奖励计划结束后，这些节食者的体重仍旧可能会反弹。
然而，如果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影响减弱”这个问题，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研究法可以长存。不仅它的影响会长存，某些特殊的方法还会持续发挥作用。
第一点要提出的是，有些行为干预只需要使用一次。如果目标是鼓励某人对阁楼进行隔热处理，那么助推措施只需要使用一次。它与节食不同，节食是人们每次面对食物的时候都需要付出努力的行为。其他只需要付出一次性努力和成本的变化也有类似的性质。如果人们愿意，就建立一个养老金计划；如果不愿意就停止往里面投钱，这相对容易。但大多数人的真正障碍是首先建立这个计划，一旦到位，他们往往想坚持下去（很高兴他们这样做了）。
第二点要提出的是，许多行为一旦发生变化，就很难将它们甩掉，它们和节食不一样。这或者是因为人们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习惯”，或者从更重要的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建立了一种靠他人强化的“行为平衡”。美国鼓励高投票率的干预措施就是一个能很好地证明这种现象的例子。这种干预措施，例如鼓励人们思考他们如何以及何时会去投票站，不仅提高了即将到来的选举投票率，而且在随后的选举中，甚至在没有进一步干预的情况下，投票率依旧会提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托德·罗杰斯，曾将投票效果的持久性比作把人们推入了一个“行为浪潮”之中。9干预不仅直接改变了人的行为，也对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在这个例子中，一旦你成为一个活跃的美国选民，你就引起了当地党派积极分子的“注意”，他们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也联系你。你也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选民，你现在知道投票站在哪里，该怎么去，也许你开始变得有些热衷于政治和选举了。
如果助推措施一次应用到多人身上的话，那么行为效果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放大。在许多国家有一个越来越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在公共场所限制吸烟的显著影响。它通常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原因是他们在进行自我强化。这种变化同时促使了很多烟民戒烟，因为吸烟变得更加不方便，从而造成了社会强化或“社会认同”。摇摆不定的个体吸烟者突然发现他的同伴不再点烟，如果他们还这样做，那么其他人的不满情绪很快就会提醒他们已经发生的变化。
然而，随着人们对其越来越熟悉，特定类型助推的有效性是否会逐渐消失仍旧是一个问题。这对于一些奇怪的助推方法可能如此，特别是当它们涉及劝说某人做一件他们回忆起来可能会后悔的事情的时候。鉴于这属于滥用助推或者诈骗的范畴，这种习惯不一定是件坏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对它的诠释。让我来分享一次亲身经历吧。
几年前，一次我匆匆忙忙在伦敦赶火车，当我停下来确认火车时刻表时，我遇到了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孩，他们给了我一小枝枝干用锡箔纸包着的薰衣草。当时我非常困惑，其中一名妇女伸出她的另一只手说：“给小孩子点钱吧。”这原来是一个相当标准的“骗局”，你可能从第5章或更多的文献中认出它来：这是一种团伙协作式的诈骗行为。在我有机会仔细琢磨之前，我已经给了他们1英镑。当然，事后我想了想，并且对被骗略感恼火。但我想我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如果它再次发生的话，我最好要么摇摇头，要么更近距离地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钱。重点是，作为一个骗局，你不会每天都上它的当。但是这种骗局却极其依赖于新奇度和你是否愿意给钱。回想一下你与商业银行家打交道的经历，你给他们一小桶甜品，要求他们把一天的营业额捐给那一年银行指定的慈善团体。来年你故技重施时，尽管对于那些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同样适用，但对于那些去年就得到甜品的人来说，效果只有一半。相比之下，在英国大多数人每年都会购买一束罂粟花来支持受伤的军人。我们知道这种情形，知道这是一种助推方式，但我们最终开心地配合让它得以继续下去。
在我看来，这一点是许多行为方式以及它们具备可接受性的关键所在。许多助推和其他行为研究法影响的威力在于，目前它们是在一种“自动”“系统1”的基础上运作的。这带来了很大的优势。一方面，相关人士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这也意味着它们往往通过更加公平的社会经济群体发挥作用（不像传统的信息或教育活动）。但如果使用不当，比如当公司开始偷偷地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你不同意，你还可以取消勾选。人们开始注意到并积极地或有意地形成习惯。另一方面，当助推措施被恰当地使用，与人们想做的事情配合起来，其影响力就可以持续很久——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们人为地让这种效果持久。例如，凯瑟琳·米尔科曼和他的同事发现，他们将健身房的利用率提高了50%，方法是在人们锻炼时给他们一个播放小说的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让他们听。这被称为“诱惑捆绑”（temptation bundling）——人们都禁不住回健身房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并在同一时间进行锻炼。由于额外的助推正帮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种影响持续了几周或者几个月。10
让我再举最后一个常见的例子，这个例子能说明这种有意的适应缺乏。在讨论会或研讨会上，当人们询问助推效果逐渐减弱的问题时，我有时会请那些把自己的手表拨快几分钟的人举手。当然，有不少人已经不再使用手表，但是我一般能发现大约有1/3以上的人会保持自己的手表快几分钟。这难道不令人着迷吗？他们对于为什么这样做有极好的解释。当被追问时，大多数人会说：“这样我就不会迟到。”然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表快了，而且一般都知道快多少。那它有什么用呢？
它确实有用，因为你需要费点儿心看看你的手表，并确认你快了那么几分钟。如果你不赶时间，你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你是在压力下——你迟到了，正在赶火车（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瞥一眼手表）——你将不会费心去计算到底快了多少。
我不得不承认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我的表一般快3分钟。偶尔我也想过这样做很奇怪，决定“理性地”把表调到正常的时间。然而接下来的一周我错过了火车，很多会议都迟到了，最终我放弃了，又重新把我的手表调快了。
但现在，几年的助推教会了我更加尊重人类的自身特性。考虑到事实上我们人类有大脑，这不是经济学家假定我们有，把我们的表调快也不是那么愚蠢——当然也不是不理智的。一般来说，人们能适应滥用或不当的助推措施，但那些与我们想做的事情配合默契的，或者是帮助我们形成新的行为习惯或者平衡的助推措施，将持续很久，甚至会放大它的影响。
谁在助推助推者？责任的挑战
塞勒和桑斯坦的那本《助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及，原名叫《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出版的这些年里，尤其是对美国的读者而言，从业者往往只强调“自由论者”的部分，但这个方法也有“家长主义”的一面。行为研究法往往涉及调整“选择架构”，鼓励人们为了达到一些预期的效果，选择这一行为而不是另一行为，比如健康的饮食、更快地回到工作岗位等等。助推者变成了建筑师，但我们凭什么相信助推者的选择就更好呢？
维护选择、去除缺陷、确保透明度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无法根除。乔治·洛温斯坦最近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研究表明，即便当人们被告知，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随机的设定，并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改变，他们仍然极其坚定地坚守这种随机的设定。研究人员并没有询问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你选择哪个大夫关闭你的生命支持系统。11
这个例子表明了助推者手中握有的潜在的巨大力量，无论他们是政府工作人员、商务人士，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不管他们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鉴于此，我个人的观点是，只关注方法的自由意志方面，而忽视其他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助推者需要对一些人负责，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
所有的人，特别是研究行为偏见的人，更应该知晓助推者为什么要对他人负责。正如马克斯·贝泽曼、丹·艾瑞里、苏珊·菲斯克和其他人曾经证明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利己主义导致了偏见，当我们不知不觉陷入了利益冲突时，它会让我们陷入真正的麻烦。我们愿意麻痹自己，他人的“最佳”选择恰好也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财务顾问说服自己以及他们的客户，餐桌上最佳的交易碰巧都有大量的回扣。医生说服自己以及他们的患者，最佳的治疗碰巧都相当昂贵。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就能独善其身呢？
实验的伦理
行为洞察力小组以及循证决策行动（详见第9章）的一个主要行为方式是做实验。有时候人们会问，在人们身上做试验或者实验是不是有违道德，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从本质上说，参加实验的人们通常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实验，或至少不清楚实验的确切性质是什么。从方法论上讲，这通常被视为“研究对象”不知情——社会科学家们所说的“盲法实验”。在理想情况下，至少所有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的人，不知道每个研究对象所参与的实验的目的，这就是社会科学家们所说的“双盲实验”。我们认为这样更好，因为它避免了风险，否则，当人们意识到他们正在一个“特殊的”实验组里时，他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做出完全不同的举动。
但从道德的角度讲，很多人本能地感觉如果所有参与实验的人员知道他们正参与一项实验，这样或许会更好。这在医学实验中经常发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道德排查后，我们会对新的疗法给病人造成的可能风险进行评估，确定实验的目标样本，一般是正在接受特定疾病治疗的患者。我们会询问患者是否愿意参加医疗实验，如果他们同意，就会对他们采取其中的一种疗法。最简单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半人会服用新的药物，另一半人会服用看起来完全相同的安慰剂。这种对照组，或者叫安慰剂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定比例没有服用含活性药物药片的病人，他们也声称病情得到了恢复（这本身是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对象并不知道他们服用的是哪种药片，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实验的一部分。
与此相反，假设我们想知道：在信中额外增加一行文字能否提醒人们缴纳拖欠的税款，高速公路龙门架上特殊的路标信息能否减少危险驾驶。原则上，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提前告诉人们他们将要参与一项实验：我们可以事先给纳税人写信，让他们知道他们将要收到某种形式的缴税提醒函，并测试他们对这封信的反应；或在高速公路上立个标志，告知驾驶员他们将看到其中某一条信息。如果他们不想参加本次实验，他们可以在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但是你可以马上看到，揭露事实真相的实验令人非常困扰，实验结果也遭到了扭曲。
这在社会科学或商业中极其常见。许多实验之所以得以进行，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知道他们是实验的一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学术界确立了广泛的道德排查过程，从而让实验者以外的其他人员来判断该实验是否可行。这些年来，这些规则和协定变得越来越严格。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理学上进行的很多著名的实验是从不进行道德排查的，比如在斯坦福米尔格拉姆进行的服从实验（详见第1章）。
和大学里的做法相比，各国政府有着不同的制衡措施。大部分关键决策都需要部长们签字。这些实验反过来又受到定期选举的考验，可能遭到选民的拒绝。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们比一般的学术实验更负责任。你最后一次听到某大学的副校长因为学生投票而下台是什么时候？更不用说投票对象是可能要成为高校研究对象的普通大众了。
我在第8章提到，在一些情况下部长们会阻碍实验，例如有一次我们提出，想要测试如果我们对较早纳税的人提供彩票抽奖奖励以表示“感谢”，纳税人是否会及时缴税。12我们也试图附加一个制衡原则，将实验方案与学术顾问小组进行分享，询问他们我们进行的实验是否可能有害或导致犯罪。之后我们扩大了实验范围，通过一个外界的道德委员会完成了可能很敏感的实验。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样做可能仍然不够。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政府不应该进行这样的实验，特别是在研究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实上，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它们的宪法明确禁止这样做，至少没有通过议会的排查是不能进行的。13
对我来说，这太离谱了。事实上，让我说得更直白一点，我认为不允许政府做实验才是不道德。14
各国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都会定期修改它们的工作。有时候这些修改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何时进行福利制度改革、何时调整教学大纲、何时修改专业准则等。毫无疑问，在这些变化背后，决策者认为自己是在造福于民。但是，如果没有系统的测试，这往往只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而已。对我而言，做出一个可能会影响数百万人的改变，而不对其进行测试，远不如在它对每个人施加影响之前，先进行小范围的测试更加易于接受。
民声
我们越是相信行为干预和实验工作有效，就越需要结合制衡原则以确保这些方法得到了恰当的使用。归根结底，做决定的是公众，而不是助推者。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很多助推措施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是在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操作的，对公众而言这是一个主要的好处，因此他们不必因为繁忙且有价值的“系统2”，或有意识的思考而过于疲惫。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助推措施在这个无意识的层面工作得越有效，就越有必要让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参与制定选择。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对所有问题一直进行思考。这就是人们发明代议制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和团体需要对每个选择和决策进行仔细斟酌，大多数人就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这同样适用于助推，很多需要做出决定的决策都相当细致——坦白地说，多数人会觉得相当无聊——即便它们的影响很大。
行为洞察力小组的成员都是一些政府官员。我们过去——并且现在仍然从民意代表以及民选政府处得到指示。然而，当涉及重大问题，特别是在那些影响公民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这是否足够呢？部长本身也必须服从很多其他要求。同样，当市民投票时，政府的许多小部门做出的微小改变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定，更不用说那些公民甚至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微妙变化。当然，对大多数人而言，选举其实是选择自己信任（或至少没有不信任）的人，他们的原则与立场大体与你一致，而不是仅仅能处理一些具体的政策工作。
鉴于许多行为科学研究文献都有很深的北美渊源，而且不同国家的公众态度差异很大，这一点因而非常值得注意。美国学术和政治辩论中强调“选择—增强”原则，同时公民对政府行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在许多国家并不多见（见图11–2）。在许多发展迅速的国家，公众对积极的、直接的政府行为更有兴趣。举个例子，在印度和中国约有85%的人支持彻底禁止吸烟和禁止吃不健康的食物，而95%以上的人支持对这些领域的企业采取强硬措施。
政府在选举前后还会征询民意，尽管做出回应的主要是企业、游说团体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一般公众。但也有一些制度是为了有意接触到“正常”大众而设计的。这包括查看向所有人开放的“市政厅”、公民陪审团，以及协商论坛。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找一天或更长的时间，将统计出的公众代表聚集起来，从不同的角度向他们详细介绍议题，并询问他们——广大民众的缩影——在了解了这些观点之后，他们认为现在应该做什么。15
英国养老金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这种类型的公众咨询，由阿代尔·特纳负责，这次咨询旨在决定对英国养老储蓄金的储蓄设置进行相关调整。在此过程中，我们向数百位市民展示了养老金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告知他们有初步证据显示，把它从一个自愿加入的计划变为一个自愿退出的计划可能会改变储蓄率。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市民给了政府批准进行更改的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公共许可，部长们可能永远不会在原有的法律基础上进行更改，说服新任首相、政府和企业在最后期限临近时做出改变更是难上加难。
图11–2 各国公众对更加强硬的政府措施的支持差异
注：它测量了公众对于如下做法的平均态度：禁止不健康的食物，禁止吸烟，禁止非可持续环保产品（例如不可回收产品），要求人们存养老金。注意：尽管支持此类举措的美国人只有大约1/3，而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大多数人都支持更强硬的政府行为。在北非、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50%以上的人支持此类行为。16
资料来源：英国伊普索斯·莫里民意调查机构。
在我看来，这一点适用于助推者希望进行的很多改变，尤其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想让人们少买巧克力和甜食，想通过提高利率来鼓励更多的预防性储蓄，想通过增加开车的麻烦程度和开销来鼓励更多人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无论你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进行类似改变之前，最好先问问你的人民、员工或客户。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你可以少收点儿投诉信，而且还因为你搞乱的是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半信半疑，工作就无法展开。此外，一个好的咨询本身可以成为行为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乎别人的看法，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的看法。事实上，如果他们觉得和他们相似的人推荐了这种行为上的改变，他们就会更倾向于采用或接受这种改变。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形式的议会——不是要取代我们现有的，而是作为它的补充。当我们的议会大厦不太繁忙的时候，我们会随机邀请100~300名普通市民，过来帮助我们决定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新政策或者细节，比如上面列出的那些问题。开会的频率约一个月一次。他们应该提出意见，听听反对的声音，同时给出自己的意见。与此同时，那些处理行为和生活方式问题的政府部门应该接受“人民议会”提出来的议题。这些结论是建议性的，不具有约束力，但我们希望各国政府公开解释它们是如何接受或忽略这些议题的。
对于这个想法，一些议员、官员和部长们感到震惊。有些人会特别讨厌这种把他们的权力和权威转让给一种新机制的想法。不过，这是对行为和权力的误读。在许多行为领域，政府（和企业）采取行动的合法性非常脆弱，很多有效的助推方法靠的是公众的认可。向公众展示塑造他们行为能力的威力，以及可能会受到的影响，这授予了各国政府代表公众按照新的方式行事的权限。这不是将权力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团体，这是整体权力的提升，允许公众塑造自己的命运，而且也使得公众能够引领和助推助推者。
结论
基于行为研究法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所采用。公民自己也在使用，比如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者主动选择帮助他们塑造自己行为的产品和服务。
早年间，我们在行为洞察力小组听到的关于我们工作的最常见的两个批评看似是矛盾的。有人担心，助推小组可能为政府带来强大的、新形式的“精神控制”或心理战。这一点美国一直特别关注，因此它的主要倡导者把注意力放在“选择—强化”的助推方式上。相比之下，其他批评人士担心，政府正把这种无效的新趋势作为不制定“适当”政策的借口。北欧各国对此一直非常关心，这些国家素来有政府行动强硬的传统，国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很高。
当然，没有哪一种担忧真的反映了现实。行为研究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已被证明有助于完善和提高政策的成本—效益，有助于使服务便捷于民，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开拓了创造政策新种类的思路。然而，这两种批评中都有正确的成分，或者说这些担忧是合理的。
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行为研究也是一把双刃剑。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基于行为研究的干预措施能避开忙碌公民的意识而发挥作用。这表明，政府和企业对助推方法采用得越多，就越需要适度透明。在我看来，应同时强化公众咨询和公众“许可”。很多复杂的公众咨询花费并不便宜——一个简单的思辨论坛就可以花费数十万英镑。但我认为，强化公共协商是必经之路，至少对那些直接涉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以及最终取决于公民的许可才可接受和有效的政策变化而言，就只能如此。
政府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掩耳盗铃。行为效果和影响在消费市场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并且远不止于此。即便是持最坚定怀疑态度的自由主义者，也要指望政府和法院提供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但我们知道，法庭和法律充斥着行为偏见——从证人指认嫌疑人或者回忆案情，到法官可能根据不同时刻，如午餐后假释犯人等，情况无不如此。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表格的编写方式，呼叫的应答方式，税款或奖励计划的构成方式——全部影响了行为。
同时，商家也从偶然误打误撞地使用行为效果——如使用一个更有效的营销活动——变为公开和系统地测试如何利用行为偏见。这包括寻找更好的方法来留住那些忠实的客户，如何更大程度上争取额外的销售额和利润，开发用来帮助掌握我们喜好的新产品，以及其他旨在利用行为偏见的东西。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世界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正被拉入行为研究的世界。数字化和在线交易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趋势。
对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政府不应该惧怕做出反应。事实上，如果政府和监管机构不做出反应，便是失职。我们的公民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改善公共服务，同时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公民的认知能力和时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人民大众不想浪费它。我们都想过好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对付复杂的形式和混乱的官僚主义。
在这个层面上，引入一种更现实的决策方式就像是一位工程师使用风洞造出了更好的汽车，这也是我们应该期待和要求的。然而，了解人的行为与理解空气流动和风阻不可同日而语。助推者，或行为科学家，在把自己打造成不受约束的人类条件的工程师和建筑师时，必须非常谨慎。如果我们打算成为建筑师——记住，没有哪个选择是中立或者没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明确我们在为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