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词语有关
就神经科学何以对教育有用，难语症也许是最典型的例子。首先，对大脑的研究已经帮助我们明白，难语症几乎和动机、智力没有关系，而是连接视觉和音韵的大脑皮质中的一个具体困难造成的。难语症拥有生物学因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无法被改善或扭转。它不是一个创痕。恰恰相反，它使我们得以理解一个孩子在学习阅读时可能会碰到一种先天困难。
另外一种典型错误是认为难语症的问题存在于眼里。其实，患难语症的孩子最大的困难通常存在于辨认音素和发音。换句话说，在声音的世界之中。这一发现打开了一扇通向简单、有效、能够改善难语症患者沟通效果的门。帮助患难语症孩子的方法通常不是锻炼其视觉，而是帮助他们建立音韵意识。例如，要让他们听并理解“paris，aris，paris，aris……”之间的差异。实际上，这种把音素从词中除去的游戏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阅读练习：“Starling，staring，string，sting，sing-sin-in-I”。
神经科学也能够帮助我们辨识难语症，以免为时已晚。有时候，只是在孩子的接受教育已达数月、数年之久，才会显现具体的阅读困难症状。对难语症来说，正如在众多其他医学领域那样，早期的发现能够大大改变预后。但是，同一医学类比也起到了预告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即：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需要特殊的关怀和慎重的态度。早期诊断显然是有益的，但特征发生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是存在明显风险的。
这种决定变得特别困难，因为难语症无法被准确预知，我们只能推测它的一种倾向。让我们先看一个比较简明的例子，即先天耳聋。耳聋只能在后来被诊断出来，因为在婴儿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不回应声响这一事实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如果能早点察觉，婴儿的父母就能够开始用一种手势的、符号的语言，耳聋的婴儿也基本上能够在长大后进行较好的沟通。那个婴儿的世界将不太宽阔，并且有些奇怪。实际上，医学实践已经大大改变，认可了这种关于早期诊断重要性的意识。在出生后不久，婴儿就会接受听力测试，以检测他们是否有听觉功能障碍。有了对耳聋潜在风险的早期诊断，父母就能够留意并改善孩子的社交发展。难语症的情况与之相似。在一岁的时候，大脑对音素的回应能够预示婴儿差不多四年后、开始学习阅读时可能遭遇的困难。
这一主题太敏感、微妙，结果只引诱人们视而不见。但是，无视这一信息也是一种做决定的方式。由缺席、无所作为做出的决定也许让人觉得更容易，但躲避不了担负责任的需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能够评估一个孩子罹患难语症的概率。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父母到教师、校长、政策制定者，我们都必须要决定的是如何按这一信息行动。这当然是一个超越科学范畴的决定。
我的看法是，那种关于难语症概率的信息应该被小心、谦恭地运用，不要使孩子蒙受耻辱。父母和教育者最好知道一个孩子是否很有可能存在阅读障碍。这将使他们给孩子一个做音韵练习（完全没有坏处，甚至很有趣）的机会。这也许有助于克服最初的缺陷，以便学会如何阅读。这样一来，在开始第一个学年时，这些孩子会有更好的前景，拥有和他们的同学相同的阅读能力。
总结：
1.音韵意识必须应对声音而非景象，是阅读的一个基本构件。
2.音韵系统分辨力最初变化丰富。在开始阅读之前，很多孩子的听觉系统已经发育完善，能够自然地区分音素，而其他孩子则更容易把它们搞混。音韵系统分辨力低的孩子显示了难语症的倾向。
3.借助无害、有趣的活动，例如简单的词语游戏，音韵意识系统能够在阅读开始之前、在两三岁时被激发，从而使那些孩子不必在面临缺陷的情况下开始学习阅读。
就对人类大脑的探究何以能够有益于教育实践，对阅读发展的研究是最突出的案例之一。它是本书写作目的的核心。这本书意在探究这一依靠科学做出的思考练习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并更好地交流。
我们必须遗忘的东西
苏格拉底质疑了一个常识——学习由获取新知识构成。他指出，学习是重新组织、回忆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我现在要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假说，把学习理解为一个与写作相对的编辑过程。有时候，学习是丧失知识。学习也是遗忘，要删除无用地占据空间的东西，以及其他更糟糕的、妨碍有效思考的东西。
小孩总会把一些字母写颠倒。有时候，甚至是词或整个句子，就像在镜子中那样。相较于孩子在学习时犯的其他“错误”，人们总是忽略这一错误，就像某种可爱的一时笨拙。但是，这其实是一种非凡的壮举。首先，因为从没有人教过他们倒着写。他们是自己学会倒着写的。其次，因为倒着写很难。实际上，你只要试着颠倒着写一个句子，就会发现，孩子倒着写的方式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书写的发展会有这一特殊的轨迹？关于我们的大脑如何运作，这传授给了我们什么？视觉系统把光和影转化成物体。但是，由于物体翻转、旋转，视觉系统对其特殊方位不太感兴趣。一个咖啡杯倒转过来，还是同一个咖啡杯。某些文化发明几乎是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也就是字母。p的镜像反射再也不是p了，而成了q。如果我们把它颠倒过来反射，它成了d；然后从左向右转，它又成了b。四面镜子，四个不同的字母。字母表继承了相同视觉世界的碎片和片段，但它们的对称是个例外。一个字母的反射不再是那个字母了。对我们的视觉系统来说，这是不正常、不自然的。
实际上，我们对物体的特殊结构记忆模糊。举个例子，几乎所有人都记得，自由女神像在纽约，在一定程度上是浅绿色的，头顶王冠，一只手里举着一个火炬。但是，举火炬的是左手还是右手？绝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那些认为他们记得的人常常错了。再有就是，蒙娜·丽莎的凝视朝着哪个方向？
我们忘记这些特殊的细节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视觉系统必须主动忽视这些差异，以便确认一个物体的所有旋转、反射、移动都还是同一个物体。人的视觉系统建立了一种功能，把我们和“博闻强记的富内斯”[3]区分开来，让我们明白从侧面看的一只狗和从正面看的一只狗是同一只狗。这一非常高效的回路是遗传的。早在学校和字母表存在之前，它就在大脑里工作了。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到了后来，字母表出现了，施加了一种违反我们视觉系统自然机能本质的文化惯例。根据这种惯例，p和q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正在学习阅读的人依然在其视觉系统的一种缺陷陪伴下发挥功能。由于这种缺陷，p等于q。于是，在阅读和书写中，它们自然被混淆了。此外，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意味着连根拔除一种倾向，消灭一种缺陷。我们已经看到，大脑不是一张可以书写新知识的白纸。正如我们刚刚在阅读的情况中看到的那样，一些自发的机能有可能会导致特有的阅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