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动机性盲视，做出有效决策
我认为自己很有道德责任感，当该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会义不容辞。我的朋友和同事甚至认为我有些发声过度。最近几年我之所以有言必发，部分原因是我在2005年的一次遭遇。
2005年春天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当时我的母亲健康状况不佳，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唯一的同胞妹妹正在和乳腺癌做斗争。此外，我的研究、教学和咨询工作又特别劳神费时。正当我处于重重压力之下时，突然接到了来自美国司法部的电话，他们想让我协助一下起诉烟草企业的案件，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事诉讼案件。据我了解，司法部正在起诉整个烟草行业数十年来一直联手欺骗公众的行为。
当时，我的爱人马拉·费尔凯尔（Marla Felcher）不希望我接手更多的工作，也不希望我经常出差，但是这个案件看上去又确实非常重要。因此，我和马拉讨论了一下，能否将这一工作纳入我的工作日程。尽管她对我繁忙的行程感到担忧，但仍希望我帮助美国政府向大烟草企业发起诉讼。我们决定，在介入这一案件之后，马拉不会抱怨我为此投入过多的精力，而我将把本次服务所得的报酬捐赠给马拉主持的慈善机构。
我从2005年3月10日开始参与该诉讼工作。司法部的审判团队由莎伦·尤班克斯（Sharon Eubanks）领导，她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辩护律师，赢得了之前为美国司法部辩护的全部22次法律诉讼。我的受雇身份是“补救证人”，按照我的理解，如果美国司法部赢得了这次针对烟草企业的诉讼，将向我咨询采取哪些补救方式较为合适。我的书面证词的主要前提也是假设烟草行业在这一涉及欺诈的诉讼案中被判有罪。我在2005年4月27日提交给法庭的证词中说：“如果没有法院的强力干预，那么被告的不当行为仍将继续，被告方管理人员的行为诱因和系统偏好也不会改变。”总之，只有中断大烟草企业行为中的动机性盲视，政府才能够让他们做出改变。我恳请法庭针对烟草行业做出如下体制变革：
消除烟草企业将香烟售卖给年轻人的各种经济诱因；
修改烟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以鼓励其合法行为；
将所有受到烟草企业干预的研究工作分包给由法庭监督的独立公司；
让当下管理层离职。
我还特别建议“由法庭任命拥有相应权力的监督者，必要时可以任用外部专业人士来监管被告的所有商业行为，并对体制变革提出特定、具体的建议……这一建议可以应对可能会继续造成不当行为的诱因和偏好”。我说明，如果法庭发现被告具有违法行为，“现有的管理团队就不能也不会脱离发生不当行为的工作环境”，而且“在职者几乎不可能开展必要的变革来防止未来欺诈行为的发生”。所有的潜台词就是，我在烟草企业的管理层中应该是不受欢迎的。
我被安排于5月4日向法庭做出口头证词，而在4月30日准备证词时，司法部审判团队的一名律师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他让我修改我的书面证词，并注明某些建议并不符合现有的法律，其中包括由监督者来替代烟草企业管理人员这样的建议。
我记得当时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评估是否能对证词做出这样的修改，因为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但是我的直觉是，这样的修改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证词的说服力。如果当时我对这个要求理解透彻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反对这一修改提议。而且，修改证词的要求并不是来自原本要求我做证的人，也不是审判团队的任何一名核心成员。压力来源于司法部的“二号人物”，由乔治·布什总统任命的司法部副部长小罗伯特·D. 麦卡勒姆（Robert D. McCallum Jr.）。麦卡勒姆之前是亚特兰大的奥斯顿律师事务所（Alston & Bird）的一名合伙人，而这个律师事务所在过去是本案被告之一雷诺烟草公司（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的法律事务代理机构。
我向司法部律师询问，为什么要削弱证词的说服力，结果被告知，如果我不能大幅度修改我的证词，麦卡勒姆可能就会不再让我参与本案，也不允许我出庭做证。我已经在报告和证词准备方面花了200多个小时，而且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拒绝对我的证词做出修改。几天之后，司法部允许我在2005年5月4日出庭做证。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后来又允许我继续参与这一案件。
虽然没有修改自己的证词，但是我时常想起，为何当时没有立刻将自己受到不当压力的事公布于众。回想起来，我所信任的司法部律师关心的是，媒体对审讯过程中幕后信息的关注对本案并没有什么帮助。我记得当时自己压力很大、很疲惫，而且对涉案腐败的预估并无把握。此外，本案所涉及的政治因素也让我不可能从操控证词的律师那里获得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是直到今日，我仍然对没有慎重考虑公开指控腐败一事耿耿于怀，尤其是一名联邦政府官员还试图让证人篡改证词。
就在2005年6月上旬本案即将结束的时候，司法部做出了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惊人反转决策，将其原先提出的赔偿金额，即针对烟草企业的罚金，从1 300亿美元降低到100亿美元。后来我才明白，之所以会有这一巨大的金额变化，正是由于麦卡勒姆在幕后操控，反对首席律师尤班克斯的建议。
司法部表面上赢得了本次诉讼，但罚金却微乎其微。总统任命的司法部官员把为本案做出有效辩护的尤班克斯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迫使她提前退休。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错失了一个降低吸烟致死人数的良好机会。本案结束后不久，2005年6月17日，我正在伦敦给某企业做一个咨询项目。那天早上我醒得特别早，在电脑上打开《纽约时报》，读到了这样一则报道：在庭审期间，麦卡勒姆试图削弱儿童无烟运动（Campaign for Tobacco-Free Kids）的负责人马特·迈尔斯（Matt Myers）的证词说服力。我很清楚，自己犯了个错误，那就是没有在几星期之前将此事公布于众。如今我对此事的发展感到十分震惊，但又不知该如何是好，而且下周我会继续留在伦敦。因此，尽管波士顿是午夜时分，我还是给马拉打了电话。当时她正在做消费者维权工作，比我更了解华盛顿的工作方式。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并且约定我会在当天结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进一步听取她的意见。
伦敦时间下午5点，波士顿时间是中午12点，马拉告诉我有一个名为政府责任工程（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ject）的组织专门协助举报人。该组织的负责人路易斯·克拉克（Louis Clark）将成为我的代理律师。马拉告诉我，克拉克在等我的电话，并且在我跟他通话之后，《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将会对此做出报道。通过这些电话访谈，我最终将上述事情的详细版本公布于众。
虽然司法部对麦卡勒姆是否涉嫌违法进行了内部调查，但最终还是查无实证。但是我仍然认定，司法部出于政治原因蓄意破坏了自己的案子。现在每当我看到年轻人抽烟，就会想到由烟草企业所操控的各种欺诈性活动，他们隐瞒了香烟成瘾和致命的本质，而麦卡勒姆、冈萨雷斯(3)和布什暗中帮助烟草行业，使吸烟成瘾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会想到，2005年4月30日，布什任命的官员试图破坏我的证词，而我并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真的认为自己在这起案件中特别重要，那就太自不量力了，但是我自认为有责任采取行动。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论述的观点一样，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拖延了7个星期，直到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才采取行动呢？
知道并不是只有自己没有采取行动，并不会给我带来些许安慰。然而，这仅仅是我们倾向于对不道德行为视而不见的事例之一。乔·佩特诺可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人们不采取行动的行为却非常普遍。回顾一下1964年发生的著名案件：有38名邻居都听到了姬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被强暴和被杀害的声音，但没有人报警或者试图去阻止暴行。我们一再听到这样的故事：当周围有人做出某些恶劣行径的时候，人们却不去采取行动。吉诺维斯谋杀案以及同样由于不作为而引发的宾州州立大学性侵案，尽管我们把这些都视为骇人听闻的罪行，但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平常看到、听到许多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和言谈时，往往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忠诚和信念为自己的不作为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行为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现在才提供帮助为时已晚，或者告诉别人就算是履行了责任。我们无法真正意识到，不道德行为腐蚀了大多数人，这正是人类难以自我提升的局限所在。
动机性盲视并不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它是可以克服的。无数的举报者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要做出有效的决策并获得由此而来的有效领导力，就需要克服动机性盲视。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第一，通过学习来更加全面地觉察周围的各种事实。
第二，根据所看到的事实做出决策，并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第三，当领导者对不道德行为没有采取行动时，我们可以为他们描述出清晰的后果。
第四，领导者应当在整个组织范围之内为决策者提供畅所欲言的激励机制。
本章小结
1. 动机性盲视，是指当行动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时，我们就觉察不到他人的不道德行为。
2. 动机性盲视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它是可以克服的。
3. 要做出有效的决策并获得由此而来的有效领导力，就需要克服动机性盲视。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