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障眼之物
当被其他事务缠身，当不具备觉察重要信息的动机，当被周围的人蒙蔽的时候，领导者通常无法觉察到重要信息。本章将要讨论的是领导者如何才能够消除那些制约他们觉察到重要信息的各种因素。
摩根大通如果得知在此类事情上他们并不是个例，或许会得到些许的安慰。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也是到最后才发现，公司的一名交易员通过一系列欺诈性交易，给公司带来了超过7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在这两个案例中，大家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高管们并没有出现那种在行为决策研究、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被充分证实过的典型决策失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受到行为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框架效应、锚定效应或者其他决策偏见的影响。他们之所以没有觉察到重要信息，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管警觉，没有意识到员工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银行的容忍范围。他们既没有采取恰当的有效的监管措施，也没有发现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们忽视了有效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用于评估下属行为的相关信息。这些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本无法觉察到那些没有摆在眼前却密切相关的信息。失败始于疏于监管，即当员工所做的风险行为超出了银行的容忍范围时，没有被发现，领导者也没有提出相关问题来发掘所需的重要信息。
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在他们的组织出现严重问题之时觉察到重要信息。让我们看一看职业体育运动中使用类固醇药物的问题。无论哪一种体育运动项目，只要滥用药物，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声誉受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的事例就是明证。20世纪90年代后期，针对运动员使用类固醇药物的指控已经广为人知。滥用类固醇药物在1998—2001年达到高峰，随后还持续了若干年。巴里·邦兹（Barry Bonds）、萨米·索萨（Sammy Sosa）、罗杰·克莱门斯（Roger Clemens）和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Alex Rodriguez）都是牵涉其中的知名运动员，许多运动员受到了此类指控。巴里·邦兹的案件比较出名，他是美国棒球历史上最炙手可热的球员之一，也是一名全明星队前棒球球员的儿子。他因被指控使用了类固醇药物而上了法庭，在被质问他的教练是否为其注射过此类药物的时候，邦兹这样回答：
只有一位医生接触过我，还是我唯一（原话是这样说的）的私人医生格雷格。就像我之前所说过的那样，我们都不会介入对方的私人生活。虽然我们是朋友，但我们不会坐下来一起谈论棒球，因为他知道我不想这么做。我不会在自己家中谈论棒球。如果你到我的家中，谈论钓鱼或者其他事情，那么我们会成为朋友。如果你来谈论的是棒球，那就算了。我不会谈论他的工作。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维持友谊的一种方式。我对此感到抱歉，但是你们知道我是知名运动员的孩子，从事棒球运动不仅仅是我的天性使然。我的父亲是一位著名棒球运动员，这让我在小时候就是名人了。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不会去干涉别人的事情。
这种毫无逻辑的胡言乱语导致邦兹被指控犯有妨碍司法公正罪。
记者蜂拥而至，谴责像邦兹这样的运动员，也有少数人却为他们辩解。那些让运动员认为使用类固醇药物属于合理行为的领导者又会做出怎样的辩解？那些鼓励运动员使用类固醇药物的领导者从没有受到犯罪指控，然而他们才是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责任主体。在他们受益于运动员全垒打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觉察到那些明显的信息。运动员身体发生的变化就是他们使用类固醇药物的明显证据。让我们看一下更为严密、准确的证据：1991—1994年，也就在类固醇药物滥用之前，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全垒打明星运动员平均能完成44次全垒打。相比之下，在类固醇药物滥用时期，能够达到或者超过这一平均数的运动员数量，1998年为10人，1999年为8人，2000年为6人，2001年为9人。这些最基本的数据是连体育记者和棒球球迷都能看得出的鲜明证据。然而，球队所有者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总干事巴德·塞利格（Bud Selig）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们的动机性盲视行为表明这是一次领导力失误。
领导力代表着责任，其中的一个关键责任就是觉察到那些外围的迹象。如果你看到一个反常的动向，那就应该展开调查直至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丹尼尔·卡尼曼就注意到人们通常会根据“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来行事。但是，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识别出哪些信息是必要的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而不是根据那些显而易见的现有信息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