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都是从小错开始的
我们经常觉察不到在眼前逐渐发生的各种变化。丹尼尔·J. 西蒙斯和克里斯·F. 查布利斯曾制作了“大猩猩从一群正在传球的运动员中间穿过”的视频来证明这一观点。他们和同事还做了一个“拦住行人问路”的实验。在行人做出回答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一扇可以挡住脸部的大门从实验者和行人中间走过。在他们通过的时候，问路的实验者溜到了门后面，取而代之的是其中一个拿着门的人，这个人长得和实验者完全不一样。而这名行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讲话，还继续完成了指路的任务。
之后，实验者向未觉察到这些变化的行人询问，刚刚在谈话的时候他们是否觉察到了变化。大约有一半的行人没有觉察到任何变化。这只是丹尼尔·J. 西蒙斯、克里斯·F. 查布利斯及其同事众多实验中的一个，这些实验显示我们经常觉察不到现实世界中那些明显的变化。
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盲视？我们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对变化视而不见？
有关变化盲视（change blindness）的研究表明，我们觉察不到环境中的重要信息的程度确实非常惊人。遗憾的是，我们所忽视的某些信息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未能觉察到重要信息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眼睛可以看到的物理变化上，还发生在其他方面，比如经济状况的变化、失业率的变化、医疗状况的变化，等等。即便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赋予责任，应该觉察到重要信息的人也经常无法做到。丹尼尔·J. 西蒙斯和克里斯·F. 查布利斯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当事物在逐渐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很难觉察得到。换句话讲，我们对于那些以缓慢速度逐渐累积起来的不道德行为尤其盲视。
2009年，我和同事弗朗西丝卡·吉诺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当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是缓慢发生而不是突然发生时，人们是否更容易接受这种行为。我们的研究动机基于一项假设：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之所以没有觉察到安然公司的腐败行为，是因为这件事是慢慢发生的。在这些研究中，一部分参与者要扮演“审查者”，负责监督并纠正其他参与者所扮演的“评估对象”的作弊行为。
我们要求评估对象估算玻璃罐中硬币的总值。每一次估算完成之后，审查者都需要决定是否批准这一估算。所有的玻璃罐中都有10美元左右的硬币。只要评估对象能够获得审查者的批准，我们就会根据估值的高低程度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奖励，也就是给予他们做出过高估算的动机。
如果审查者批准特定的估算，也会按照估算金额的特定百分比获得奖励。然而，审查者会得到警告，如果他们批准了一个十分离谱的估算值，并且被“超级审计”随机抽查到，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这一过程会在16轮实验中不断重复。
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审查者的行为而不是评估对象的行为。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审查者对于我们安排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估算方法会有什么反应。属于“突然做出改变”的那组评估对象在前10轮中做出了非常合理的估算，但从第11轮开始他们突然做出了大幅度的高估（大约14美元）。与此相反的是，属于“缓慢做出改变”的那组评估对象以10美元的正确数额开始，然后以每次增加40美分的数额慢慢地累计。从第11到第16个罐子，两个组的审查者接收到的估算值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就是评估对象是突然出错还是缓慢累计犯错的。结果证实，当评估对象的行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变而不是突然改变时，审查者拒绝估算值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我与弗朗西丝卡将这种现象称为“滑坡效应”。
我们的数据和“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如出一辙。这个故事讲的是，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在一锅热水中，青蛙就会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只青蛙放在一锅温水中然后慢慢升温，这只青蛙就不会注意到温度变化，最后被煮熟。就像那只虚构出来的青蛙，许多人未能觉察到不道德行为的标准在逐渐发生缓慢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个滑坡效应可以解释为什么监管者、董事会、审计人员以及第三方当事人未能觉察到那些人的不道德行为，尽管这些人都负有监督之责。
要继续讨论盈余管理的问题还需要一些监管方面的背景信息，因此请允许我做一些解释。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负有保护投资者的责任，它要求企业必须准确如实地汇报财务状况，它还致力于为有效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还有权力和责任对那些违反法律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指控。在监管盈余操纵行为方面，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执法依据是《会计和审计法规实施公告》（Accounting and Auditing Enforcement Releases）。许多人辩称，盈余操纵通常并不是蓄意欺诈的结果，而是因为动机性盲视和过度自信，从而对会计法则进行了一系列激进性阐释（当初，安达信的戴维·B. 邓肯承认安然公司的会计作业处于可接受做法的“边缘地带”）。结果通常是那些先前被认为是诚实守信的人却做出了欺诈行为，而且他们可能起初并没有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
凯瑟琳·施兰德（Catherine Schrand）和萨拉·泽克曼（Sarah Zechman）通过研究证明，大量盈余管理问题都始于一名过度自信，并“开始滑向欺诈的深渊”的高管。他们的研究从一个常见的假设开始：一家公司在近些年一直拥有良好的业绩，但是高管意识到最近公司可能无法达到某个标准。这名高管可能会诚实地汇报这一状况，也可能会做出一些“激进性”的会计操纵行为来达到标准。在他看来，操纵行为可能并不严重，甚至具有正当理由，虽然这违反了既定的会计原则。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选择激进战略来管理盈余可以得到理想的结果，他在下一个时期就会中止会计操纵行为。可能他并没有考虑到，如果未来不能取得足够好的业绩，他要么需要承认先前的会计操纵行为，要么进行更多甚至更恶劣的盈余操纵，这样才能既达到期望，又掩盖他过去的操纵行为。假设公司业绩持续恶化，并且他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盈余管理，这一模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盈余管理变成一种恶劣、违法的行为。
为了探究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施兰德和泽克曼研究了1996—2003年期间违反《会计和审计法规实施公告》相关规定的公司，受到制裁的公司有49家，包括泰科、安然和南方保健等。
这些公司分为两种类型。研究者发现，其中有大约1/4的公司是基于个人私利而蓄意进行欺诈，例如虚构公司收入和隐瞒债务等。更有意思的是，另外3/4的欺诈行为都始于高管的盲目乐观或过度自信，当他们的乐观无法实现时，欺诈行为就会发生。在这两种类型的欺诈行为中，盈余管理的调整都始于对业绩表现不佳时期的良好期待。在大多数案例中，有证据表明涉案高管都计划在下一时期纠正这种操纵行为。但是，当公司的不良业绩并没有得到改善时，这些高管的谎报业绩行为就会逐渐升级。由于盈余管理越发激进，谎报业绩的行为最终成为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制裁的证据。这一模式通常发生在公司审计人员甚至董事会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