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漏偏差会让我们高估行动的伤害
假设你被一种新的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为10%，只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这一流感，但是也有5%的可能性会引发相同的症状，而且严重程度相当。你会接种这种疫苗吗？来自希伯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伊拉娜·瑞特福（Ilana Ritov）和乔纳森·巴伦（Jonathon Baron）在研究中向参与者提出了这一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使用这种疫苗。
瑞特福和巴伦在研究中发现，我们往往关注某种行为的危害胜于不作为的危害，即更关注接种疫苗带来不良反应的风险概率，而非不接种疫苗感染流感的风险概率。尽管这种疫苗有望将患流感的可能性降低5%，但是人们也不愿接种。重视某种行为的危害胜于不作为的危害，这种行为被称为遗漏偏差：人们往往将“不要造成伤害”奉为首要原则。
现在假设你是一名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制订者，必须对以下两个选项中的一项投出赞成票：
A. 如果贵国的公民意外死亡，这个人的心脏将被自动捐赠用于挽救其他生命。此外，如果公民需要心脏移植，他获得心脏的可能性为90%。
B. 如果贵国的公民意外死亡，这个人包括他的心脏将被完好无损地埋葬。此外，如果公民需要心脏移植，他获得心脏的可能性为45%。
当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方案A。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因为从挽救生命的角度来说，方案A似乎要比方案B更能让局面得到明显改观。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提问，而是被问到他们是否会捐赠自己的器官。问题中没有涉及社会上最终被挽救的生命，而且大多数人也并没有觉察到遗漏的信息。把自己的器官捐赠出去将会带来哪些好处？好处有很多。在美国，等候移植器官的病患有约5万人，其中可能超过1.5万人在找到合适的器官之前就去世了。如果美国器官捐赠数量能够翻一倍的话，每年就能挽救数千万生命，然而美国并未做出恰当的政策变革。
尽管提高器官捐赠数量的有效手段已经出现，但是悲剧仍在继续。目前，像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典等国家都实行“选择退出”（opt-out）器官捐赠计划，即假定公民在意外死亡时同意捐赠器官的计划。与之相对的是，美国许多州实行的是“选择加入”（opt-in）器官捐赠计划，即假定人们不同意捐赠器官。如果美国改变这一做法，假定符合条件的公民一旦死亡就自动成为器官捐赠者，除非他们特别强调要退出器官捐赠系统，那么器官捐赠数量将会大量增加。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丹·戈德斯坦（Dan Goldstein）所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果。那些同美国一样采用“选择加入”器官捐赠计划的欧洲国家，其器官捐赠率低至4%～28%，而那些采用“选择退出”器官捐赠计划的国家，其器官捐赠率在86%～100%。
为什么美国不采用欧洲最成功的器官捐赠计划？有证据表明，人们觉察到的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危害（从我们身体里摘取器官会令人难过），而忽视了不作为所带来的危害（每年会有数千起不必要的死亡）。在前文让各位做的选择就是为了让大家同时意识到正反方的成本，并设想你有可能是一名器官捐赠者，也有可能是器官受捐人。现在，你能够明白，政策制定者在这一事情上的不作为很明显大错特错。过分强调某一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导致了许多荒谬的政策（或缺乏政策），尽管人们都知道有更好的政策可以采用。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我们关注的是来自政策反对者的“犬吠声”（意见），因而未能觉察到我们的不作为将会带来的危害，也未对此采取行动。
“选择加入”和“选择退出”的区别及其器官捐赠数据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并且现在已经广为人知。批评人士担忧，如果明确提示公民注意这一选择，那么他们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导去做出一些他们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虽然我并不认同这一担忧，但是至少应该让所有公民在是否愿意加入器官捐赠制度上做出选择。方法很简单，只要在人们下一次换驾照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了。这一选择至少可以促使我们觉察到这个关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