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透明度，促使系统做出改变
思考一下以下两种常春藤盟校为特殊学生群体设计的入学计划：
1. “肯定性行动”计划；(8)
2. 针对人脉广泛且家庭富裕的子女或者精英高中毕业的学生的入学计划。
许多人都能意识到，“肯定性行动”计划旨在增加学生多样性，尤其是种族的多样性，这可能也是法院对这一做法提出质疑的原因，包括最高法院2013年的裁决。然而，更有趣的是，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包括常春藤盟校在内的美国主流大学都在实施一种很不一样的“肯定性行动”计划，那就是帮助特权阶层顺利入学。
大学以培养学界精英而著称。然而，许多杰出大学“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主要形式是“荫泽录取”（legacy admissions）。在这一政策下，校友、捐赠者和人脉广泛者的子女会拥有入学资格，而其中一些学生的入学资质明显要低于最终被拒的最优秀的学生群体。精英类高等学府的“荫泽录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很明显，来自社会特权阶层的资质较差的申请者更容易入学，而资质更高但没有广泛人脉关系的申请者却被拒之门外。根据《高等教育纪事》中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dt）的说法，在绝大多数常春藤盟校里通过“荫泽录取”政策入学的大一新生比例占总人数的10%～15%。即使是公立大学，例如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也有“荫泽录取”政策。
许多大学行政官员低估了“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影响，认为这部分入学者与其他人一样都属于具备入学资质的申请者。通过谨慎地分析，我们可以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虽然有一些通过“荫泽录取”政策入校的学生与其他申请者具有相同的入学资质，但美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哈佛大学，除体育专业之外，与通过非“荫泽录取”入校的学生相比，通过“荫泽录取”政策入校的学生入学资质明显更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托马斯·埃斯彭沙德（Thomas Espenshade）专门研究高等教育招生的多样性，他认为拥有一位校友家长相当于为学术评估测试（SAT）加了160分（总分为1 600分）。根据哈佛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博士生迈克尔·赫维茨（Michael Hurwitz）的预估，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拥有一位校友家长，被哈佛和其他精英大学录取的可能性就会提高40%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录取可能性只有15%的人最终被录取的可能性将会超过50%。
因此，如果大学行政官员谈论“荫泽录取”政策的时候，认为受惠于这一政策的这部分学生与其他申请者具有相同的入学资质，他们要么是不诚实，要么就纯属孤陋寡闻，很有可能也犯了动机性盲视的错误。大学保持“荫泽录取”政策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录取那些来自富裕家庭和忠实校友的子女能够为大学带来更多的捐款，尽管他们不太具备入学资质。而录取那些来自贫困或者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同样意味着在将来不能为大学带来更多的捐款。为了让其决策更具合理性，大学声称这些捐款可以帮助那些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富有的学生。
我确信并希望，数年之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感到震惊，因为美国顶尖大学居然能够在21世纪仍然执行这样的精英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荫泽录取”政策始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只有特权阶层才能进入诸如耶鲁、普林斯顿和哈佛等著名学府。然而，那些至今标榜维护传统，仍然支持类似政策的人应该知道，“荫泽录取”政策产生于20世纪早期，其目的是不让新移民获得较高的大学升学率。虽然我也愿意相信大多数大学行政官员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做法在今天依然被广泛接受实在让人不安。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顶尖大学里的这些不道德政策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论？
答案很明确，因为这些政策所带来的伤害比较模糊，同时难以觉察。由于大学接收了越来越多的通过“荫泽录取”政策入学的学生，因而学界精英群体也在逐渐减少。而且，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政策面前处于劣势的那些人也没有发声。也就是说，虽然“荫泽录取”政策明显偏袒那些入学资质较差或者不具备入学资质的申请者，但那些具备入学资质但被拒的学生却依然保持着沉默。显然他们会因为被拒而感到沮丧，但是我们为何没有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何被拒，外人就更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了。
想象一下，把大学录取过程的透明度稍微提高一下。如果大学不得不公布那些资质不合格但凭借特权政策被录取的学生名单，事情会怎么样？我的猜测是，这种透明度将会扯掉“荫泽录取”政策的遮羞布，被拒绝的学生和媒体就会发出他们的声音，整个系统将不得不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