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可预见危机的3大原因
领导者为何经常没有预测到可预见的危机？这个问题涉及多方面原因，包括认知层面、组织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原因。
1. 认知原因
许多认知偏差使我们和我们的领导者没有足够重视可预见的危机。首先，我们以一种过于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世界。我们用乐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环境和未来。从好的方面来讲，在面对困难任务以及应对不利且失控事件的时候，积极的想法有助于我们继续坚持下去。不好之处就是，积极的想法让我们不能做出明智和平衡的决策，这就会导致我们低估危险，无法防止可预见的危机的发生。
其次，我们往往过度低估了未来。你是希望今天拿到5 000美元，还是在一年之后获得6 000美元？许多人会选择前者，尽管就当前的经济环境来讲，20%的投资回报已经非常好了。大多数人的房子都没有做充分的保温隔热处理，也没有配置价格稍贵但更节能的电器，即使这样做立马会节省资源且未来还能节省更多。这些行为都是我们高估现在、低估未来和伤害后代的例子。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过度攫取海洋和森林资源，做出导致全球变暖的消费决策，这些不断累积的债务将由我们的后代去偿还。我们常常会选择数额巨大但未来亏损概率较小的投资，也许有生之年都看不到回报，而无法接受一个数额较小但现在会有亏损的投资，即使它的投资价值很不错。
最后，个人、组织和国家往往奉行“无害”的首要原则。没错，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一建议确实管用。但它往往也意味着不作为。20世纪90年代，我们没有通过强制要求人们在机场安检处等待15分钟来降低恐怖分子劫机的风险，于是犯下了一个悲剧性错误。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出牺牲，例如小幅度增加税收、合理削减我们的权益或改善新奥尔良堤防系统，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在为子孙后代制造各种问题。
2. 组织原因
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美国政府、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市的领导者花了大量时间去解释准备和应对不充分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政府部门其他各级领导者的错。每个人互相推诿的样子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究竟由谁来负责的答案：正是城市、州和联邦各级政府的领导者，辜负了受灾的民众。
除了在个人层面未能觉察到相关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在组织层面上，城市、州和联邦政府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过程中的无能表现也令人震惊。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House Government Reform Committee）主席汤姆·戴维斯（Tom Davis）说：
我猜想，我们将会发现各级政府都辜负了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民众。我认为我将会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那里听到类似这样的说辞：路易斯安那州根本没有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和明晰的权责分配。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去分析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出了什么问题，还要去分析各级政府在灾难准备和应对方面可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是否缺乏一种具有紧迫感的文化，或将事情做好的文化？抑或，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规划和预测，也会面临政策制订和执行之间的巨大鸿沟？
除了在个人层面未能觉察到问题正在累积的紧迫性之外，可预见的危机的发生也部分归因于有缺陷的组织结构、不当的奖惩机制和数据整合。例如，“卡特里娜”飓风和“9·11”事件都表明，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未能整合政府各部门的资源，导致各部门像“孤岛”一样各自为政。孤岛式运作既会导致领导失能，也会强化领导失能。孤岛内部的问责机制，当然也包括孤岛之间的问责机制，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没有人会明确负责，也没有人制订总体目标和指导目标。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动机通常只是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3. 政治原因
要避免可预见的危机的发生，通常需要领导者在短期之内付出财务和政治方面的成本，这样才能避免在中期或更长期之内发生灾难性事件。例如，环绕新奥尔良市修筑堤坝将会产生巨大的成本。从政治层面来说，这不仅可以提高应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胜算，还可以提高决策者在任期之内应对类似情形的胜算。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善航空安全将花费30亿美元，但与不作为所产生的潜在成本相比，这又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成本，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宽松的航空安全制度存在隐患。
可预见的危机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少数个人和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破坏了整个系统。美国没有颁布有效的竞选资金改革方案，由此营造了这样一种选举环境：人们普遍认为贪腐是一种合法行为。美国公民，包括我自己，经常鄙视那些对大规模贪腐持容忍态度的社会，但是如果有其他人质疑美国游说团体收买政府官员以获得各种好处，我们会回答“至少这是合法的”。然而，这些说客投入了大量资源，以确保那些允许他们影响政府官员的法律能够获得通过并生效，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你就会觉得这种差别并没有什么意义。
未能预测到可预见的危机的政治原因，在政府和营利性组织中都存在。在前文中我曾讨论过，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未能觉察到安然公司的腐败行为，因此在一个可预见的危机中负有重大责任。安达信的合伙人为何没能觉察到正在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一位合伙人或者审计人员能够站出来，批评正在发生的腐败行为，他就可能激怒组织中的其他人，因为安然公司向安达信支付了2 500万美元的审计费用和2 700万美元的咨询费用。在审计工作中，从政治层面获得的奖励很难激励人们做出理想的觉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