摈弃个人成功中的运气成分
即便在评估个人表现时，人们也很容易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目前人们对金融界的高薪酬的愤怒就是一个例子。要知道，人们愤怒的根源不是银行家的薪水高（因为我们一直对此心知肚明），而是他们拿着如此高的薪水，表现还那么糟糕。毫无疑问，所谓的“为失败买单”尤其让我们气愤。实际上，这只是“绩效薪酬”这个概念存在的更深层次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与光环效应密切相关。比如，2009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一年，那些为雇主赚到钱的金融从业者完全有资格获得巨额奖金。难道他们不该得到奖金吗？毕竟，把事情搞砸了的不是他们，为什么要为别人的愚蠢行为受罚呢？正如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的一位奖金获得者所言：“我是赚到了奖金，但我与美国国际集团发生的所有坏事没有任何关系。”8此外，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如果帮公司赚到钱的员工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他们完全可能会跳槽到其他公司。这位获奖的美国国际集团员工还指出：“公司需要我们留下，因为我们能给他们赚不少钱，而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业务带到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或者逐渐减少盈利，如果他们愿意。”这些话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很可能只是光环效应所致。尽管媒体和公众痛斥了那些过去业绩糟糕的银行家，而那些获得不错报酬的银行家似乎确实应该获得奖金。但就我们所知，这两群银行家可能做的是完全相同的事情。
再想象这样一种思维实验。假设每年你都会抛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将会度过“美好”的一年，如果反面朝上，你就将会面临“糟糕”的一年。假设糟糕的一年是真的糟糕透顶，你将给雇主带来巨额损失，但在好的一年中，你赚取的利润也会相当可观。我们严格地按照绩效支付薪酬，在坏年景中，你将一无所获，而且没有任何“作弊”手段，比如允许有固定的奖金或者重新定价的股票期权等；但在好年景中，你将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比如1 000万美元。乍一看，这种安排似乎很公平，只有在业绩好时才能获得报酬。但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从长远来看，你为雇主赚得的收益基本上被你造成的损失抵消了，但你的年均薪酬却高达500万美元。想必在美国国际集团工作的那个人并不认为他是在抛硬币，因此他会认为我的类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他认为自己是靠能力、经验和努力获得了成功，而非运气，比如成功地避开了同事犯的决策失误。但是，他的同事们在一两年前获得巨额利润时恰恰也是这么说的，最后不也成了泡影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应该相信他的话，之前却不相信他同事的话呢？更关键的是，是否能建立只奖励真实业绩的绩效薪酬方案呢？
一种日益流行的方法是，雇主先暂扣几年奖金，之后再发放。这种方法认为，如果员工的业绩真的像抛硬币那么随机，那根据多年的表现支付酬金，应该能排除掉一部分随机性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持有一些风险资产，该资产的价值今年涨势迅猛而明年又会大跌，若我的奖金是基于我三年内的业绩，那我将得不到任何奖金。这种想法比较合理，但房地产泡沫说明，有时候错误的假设在几年内看上去都是有效的。因此，尽管延长付酬时间的方法减少了运气对结果的决定作用，但却不能完全消除运气的影响。除了以较长时间内的平均表现衡量业绩以外，另一种区分个人能力和运气的方法是将个人业绩与同行的业绩进行比较，得出其相对业绩。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个从事某类资产交易（比如利率互换）的交易员来说，只有当他的业绩排名超过该行业的所有交易员时，他才能获得奖金。换句话说，如果某市场或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都在赚钱，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疑业绩受一种长期趋势作用的影响，而非个人能力影响。
延长奖金发放时间与将个人绩效与同行业绩挂钩的想法都值得考虑，但它们可能仍然无法解决区分运气与个人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以比尔·米勒（Bill Miller）为例，他是一位传奇的共同基金管理者，他所管理的价值信托基金连续15年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这是其他任何共同基金管理者都无法企及的成就。在那段时间里，米勒的成功似乎是能力超过运气的典型代表，他的表现确实连续15年超过了同行。投资分析师迈克尔·莫布森（Michael Mauboussin）曾指出，如果每个人的业绩都与抛硬币一样随机，那么从基金的历史表现看来，这种连胜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9因此，在米勒的连胜结束之后，很难再去质疑他是不是作弊了。但是，在2006—2008年的三年间，也就是米勒的连胜纪录结束之后不久，他的表现糟糕到足以抵消之前的大部分收益，也将他的10年平均水平拉低至标准普尔500指数之下。那么，米勒究竟是一位运气不好的精明投资者，还是恰恰相反，其水平一般，策略存在缺陷，只是碰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奏效了呢？问题是，单从他的投资记录来看根本无法判断。雷纳在解释商业战略时曾说，就像索尼和松下的录像机之战一样，投资战略可以连续数年成功或失败，原因和能力无关，只关乎运气。当然，这看起来不像是运气的作用，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成功并不仅仅是光环效应的另一种表现。
为了确保人们不受光环效应的影响，我们需要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业绩——一种直接评估个人能力，而不是通过结果来推断业绩的指标，因为这些结果可能会受到个人控制之外的力量作用。在米勒连胜结束之后，人们经常将他与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进行比较，后者在1941年棒球赛季中创下了著名的连续56场安打的记录。表面看来，他们的连胜很相似，但我们也知道，迪马吉奥的职业安打率是0.324 6，在棒球运动员的整体排名中位居第44位，但在他连胜期间的安打率却达到了惊人的0.409。10所以，尽管迪马吉奥的连胜有一些运气因素，但他的球技也使得他比其他球员更“幸运”。11
那么，有没有一个类似安打率的指标来衡量其他不同行业中的表现呢？不幸的是，在体育界之外，这样的统计工具构建起来并不容易。12原因在于，体育赛事的结果通常可以在近乎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很多次，一个棒球选手在一个赛季中可能有600次击打，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有数千次，可以说，其中每次都是对球员个人能力的独立测试。即使对于一些难以直接衡量却可以帮助球队获胜的不常使用的技能，比如职业篮球中的对位打法，我们也可以通过每个赛季的近百场比赛，观察到球员对球队和比赛结果的作用。13这样看来，对于基金管理者来说，是否超过当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之类的成绩就相当于棒球中的安打率。而连续多年表现出色的基金管理者也确实在击败标准普尔500指数方面的表现超过平均水平，就像有很高安打率的棒球球员一样。但根据这个标准，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基金管理者总共只有40次“击球”机会，这么少的数据根本不足以有把握地衡量出他们的真正水平。14
打破马太效应：能力是能力，成功是成功
从很多方面看来，金融业领域的例子都比较简单，因为像标准普尔500指数这样的指标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个人投资者表现的统一标准。但是，在商业、政治或娱乐领域，对于如何衡量个人能力的问题，人们达成的共识就非常少了，对各种指标的尝试和试验更是少之又少。最重要的是，连续的成就通常不是能力的独立表现，它并不像网球明星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在网球比赛中那样，每次大满贯都是相互独立的。有人可能会说，费德勒的名声可以震慑对手，给他带来心理上的优势，或者比赛的抽签规则不会让顶级种子选手在比赛的前几轮就开始厮杀，这些都可以看作费德勒从之前的成功中获得的优势。然而，每当费德勒走进球场时，他都如同是第一次打职业网球。人们不会因为他过去经常获胜，就让他多发一个球，或可以不听裁判的判罚，或者给他更多的照顾，这些操作绝对都是不公平的。同样，在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中，如果在7场比赛的第二场开始时给赢得第一场比赛的球队额外加10分，那简直太离谱了。也就是说，在体育赛事中，我们极为重视公平，并尽可能使得每项对个人能力的测试都是相互独立的。
马太效应
Matthew Effect
指好的越好、坏的越坏、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一种现象。该术语常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但是，在生活中更多的是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称的“马太效应”。一开始它是指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但默顿认为，这条规则更适用于成功。也就是说，个人职业生涯早期取得的成功，会给他带来一定的结构性优势，使其在之后更容易获得成功，不论其自身能力如何。例如在科学领域，比起去了二三线大学工作的同行来说，那些在顶尖研究院校中工作的青年科学家的教学负担往往更轻，招到的研究生更优秀，获得资助或发表论文的机会也更大。这样就会导致，在同一领域中，工作初期水平相当的两个人，在5～10年之后，他们的成功程度可能会有天壤之别，这只不过是他们工作单位的不同导致的。接下来，情况会变得越发不公平，成功的科学家往往能在参与的事情中获得大部分荣誉，比如，当他们和一些不知名的研究生合著论文时，即使这些研究生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或者提供了关键思路，荣誉也大都是成功的科学家的。换句话说，一旦一个人被视为了“明星”，他不仅能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和更优秀的合作者，进而完成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而且往往能收获其不应获得的名誉。15
默顿写的是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而社会学家丹尼尔·里格尼（Daniel Rigney）在他的新书《马太效应》（The Matthew Effect）中指出，该效应也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行业。成功可以给你带来声望和认可，这反过来又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成功机会，让你获得更多实现成功的资源，使你接下来的成功更有可能被人关注到并归功于你。将这种累积优势的影响与人的天赋或努力区分开来非常困难，而大量研究发现，无论开始选择了潜力多么相似的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命运都会出现巨大的不同，这与默顿的理论是一致的。例如，众所周知，在经济萎靡时期毕业的大学生，其平均收入要明显低于经济发达时期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现象本身听起来并不令人意外，但关键是，这种差异并不仅仅在经济衰退的几年里存在，而且还会累积影响几十年。由于一个人毕业的时间显然与其个人能力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些持续存在的影响有力地证明了马太效应无处不在。16
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世界是如此运作的。在这个精英化的社会中，我们更愿意相信，成功的人一定比不那么成功的人更具才华，或者工作更努力，至少他们更好地利用了机会。当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书成为畅销书，为什么有些人变得富有或成功时，常识总是让我们认为，这些结果是由他们的自身品质决定的。畅销书一定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否则人们就不会买了；富有之人必定拥有某些过人之处，否则他就不会赚那么多钱了。但光环效应和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这些常识性的解释具有很大的误导性。确实，无能之人中有很少人能把事情做好，才华横溢之人中也有极少人会彻底失败，但我们很少遇到这样的极端情况。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随机性和累积优势并存，两者的结合意味着人们既可能取得成功，也可能遭遇失败，或者得到不好不坏的结果。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总能说服自己，我们看到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独有特性的产物。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产品、想法或公司的品质或能力完全相同，也不是说我们不该相信品质会带来成功。它告诉我们的是：衡量才能应该根据才能本身的特性。我们不需要知道罗杰·费德勒的排名，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网球运动员，只要看他打几场球就知道了。同样，如果认识比尔·米勒的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特别聪明、有想法的投资者，那他可能的确如此。米勒自己也强调，像他15年连胜的纪录，既是时间的积淀，也是他能力的体现。17当然，他的能力也不能根据他在该行业中累积的成功来衡量，可能哪次不走运就会使他前功尽弃。所以，尽管听起来有些令人失望，但我们评估米勒的能力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观察他的投资过程本身。18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他的历史业绩有关，也可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评估方式很难执行。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大多是奖项、财富、花哨的头衔等指标，但是，每当我们发现自己在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某人的能力，而不是对其真正的能力进行评估时，就该怀疑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换句话说，愤世嫉俗者总是在问，如果你真的很聪明，那你为什么还会没有钱呢？但这种观点有着误导性，原因不仅在于，至少有些聪明之人在意的是物质财富之外的收获，而且还因为：能力是能力，成功是成功，后者并不总能反映出前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