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来，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皲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当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我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发的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我挺喜欢我的工作，除了去海滩漫步，它是我离开房子的唯一原因。
每个包裹都有它们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上的地址是小孩子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这里没有窗户，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孟买或者鹿特丹。外面，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在另一个方向，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在陆地停止的地方，别的东西又开始了，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被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驶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每个清晨，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深处的画面。我爱那些包裹上城镇的名字，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随意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靠打鱼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画的是穿围裙的年轻女子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部，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我能从画中的这些细节里体会到那种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鱼。
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稳定，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是做梦都想着出海。他们大开着窗户，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古老的帆船上。
清晨来临，我当班结束，把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画着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中的人也许能假装欢乐，却从不能假装悲痛。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路程。首先，我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我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脚步，靠在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把它们变成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有时我会跪在那扇窗下，沉浸在五彩斑斓的世界中。当腿上的疼痛变成模糊的抽动感，我便继续向前走。一路上，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我想念秋天——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之后是冬天。然后便是这充满奇迹的季节，一切又会无畏地获得新生。
回家的路我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嘴里衔着一条又圆又胖的虫子。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
我走过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犯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总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淼挠娣蚧嵩诶杳髑暗囊恍∈弊笥一氐秸饫铮??乓恢忠蚱?≡诓荒芤?玫乃?隙??母煽省９庀吆突缎ι?黄鹌媒Φ浇稚稀Ｎ椅诺搅似【频奈兜溃?远?愠??：?淖不魃?梦蚁氲搅宋业耐龋??怯秩梦蚁肫鹆死锇隆
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子，如同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有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出于某种理由，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她在六十八岁那年去世，跟我和杰妮结婚在同一年。我母亲在冰面上滑倒，摔断了髋骨，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地在医院里死去，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
上个周日，我一直在看渔船轧轧地开回码头，船体被一网网银色的鱼覆盖着，变厚了。
二十年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不过曾经有段时间，我是个无法闭嘴的人。没有语言的痛苦，我过了如此之久。我的人生就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
如果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观察我，你会注意到我的手一直在动。它们总是在碰触彼此，就像眼盲的兄弟姐妹那样。
我喜欢观察那些渔船。每条船的抵达都会被鸟儿们的哄散所庆祝。远远看过去，海鸥就像浪花上漂流的眼睛一样。上个星期，那些年轻船长中的一个问我是不是需要工作。我摇了摇头。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里奥如果活着，应该就是他那般年纪。我想知道是谁继承了里奥留下的生命。
我一直住在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父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其实那只是间客房，但我们唯一的客人就只有梦中那些在门前车道上飘浮的幽灵。
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已经太老了，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
杰妮的年纪跟我一样，但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伴随着潮湿的鞋子和周日的赞美诗，我在我爱的某个人死去的时候老去了。然后整个周日的时光就被我用来观看光线的移动，它从又小又热的房间里穿过花园，闻上去像是有人在熨烫衣物。
杰妮生活在洛杉矶。我们依然是夫妻，虽然自从里奥的事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人们在洛杉矶拍电影，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支漫长的幻想曲。
有时，我会在山脚下的小学外徘徊。每年的这个时候，圣诞节的装饰都已经挂在窗户上了。学校的另一边是满布着星星点点羊群的山脉，还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拖拉机的零星灯光。我有时会计算好自己的步行时间，在学校打三点的铃声时抵达那里。这时，孩子们像热水一样飞奔到操场，冲进他们父母的怀抱。我愿意用任何东西——甚至是我的回忆，特别是我的回忆——去交换把里奥拥进怀里的那一瞬间。他不在我怀里，那缺失的重量，是整个世界的重量。
那起意外发生后，我很快就不再说话，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里留住里奥柔软的、咬着舌头说话时的声音。有时候，我用手捧着和里奥有关的某个字眼，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意外发生之后，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杰妮回到美国，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了，他们只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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