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专家潘厚任保存了很多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东西：一所中学孩子们的打分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画的画，还有各地学生写来的信。在信里，有人问候他的身体，有人请教他问题，比如“近地轨道空间将来会不会有饱和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的这位退休研究员，曾参与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现在，他的职业成就感来自另一个领域。
81岁的潘厚任是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成员。这??科普团成立于1997年，现有成员60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80岁以上的8人。其中不乏曾经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专家。
截至2017年年底，这些老科学家跑过1600多个县（市），举办了2.3万多场讲座，听众数量达到820万。
他们去过最多的地方是学校、政府、社区，也去过寺院和监狱。在山里的寺院，他们为僧人和信众讲解地震科学知识。他们在高墙内介绍宇航进展，吸引了很多见不到外面世界的服刑人员。他们还十分认真地回答听众有关外星人是否存在的问题。
潘厚任形容自己像永不停息做着无规则运动的微小粒子，是个“做布朗运动的老头”。只不过，他的“布朗运动”一直在科学的轨道上。
20世纪80年代末，潘厚任作为中国航天专家代表访问美国时看到，著名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尚未发射，美国宇航局给学生的科普小册子就已准备好。美国规定科研经费必须抽出部分用于科普，这样的理念对他触动很大。潘厚任
潘厚任的柜子中存着厚厚的一沓资料，都是他从各国收集来的航天科普材料。每次出国交流，他都特地去收集这些材料。几十年后，它们派上了用场。
每场讲座下来，学生都一窝蜂地围上来问问题，拉着他们合影、签名。2018年还没到来时，这一年的演讲已经开始预约。还有学校把科普团到校演讲的事情写入招生简章。
一次，科普团去云南的一所山区学校讲课，本来说好只面向一个年级，但到了现场，校长红着脸问：“机会难得，能不能让全校学生都来听讲？”最后，讲座被安排在操场上，台下坐了2000多人，学校还专门从教育局借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用来放映幻灯片。
但20年前，科普团刚刚成立时，迎接他们的还没有这么多鲜花和掌声。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宜瑜找到刚退休的原中科院新技术开发局副局长钟琪，希望她能牵头做些科普工作。为了借鉴经验，钟琪专门跑了北京的几个书店，但失望地发现，书架上科普书没几本，中小学教辅书倒是一大堆。
科普团成立不久，最早的成员之一、微生物学家孙万儒去武汉一所重点中学做科普报告，校长对他的要求是“只有1小时，多1分钟也不行”，连在场的学生读几年级，都没告诉他。
钟琪下决心要做些改变。要让这个刚刚成立的科普团生存下去，首先要保证讲课质量。所有科学家走上科普讲台前都要试讲，“不管是院士还是局长”。每次试讲都有同行、老师、学生试听，并提问“开炮”。
1998年加入科普团的徐邦年毫不隐瞒自己差点被淘汰的经历。退休之前，他在空军指挥学院任教多年，成功通过试讲。但一出去讲课，还是控制不住场面，上面正讲课，下面嗡嗡响。慢慢地，他被请去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徐邦年自己也着急，他深刻反思后，觉得是自己没有转变过去给研究生讲课的思路，太强调系统性，忽略了趣味性。于是他拉着老伴和几个朋友当观众，一次次听取反馈并做出调整，终于摸清了讲科普课的门道。
这些几乎伴随着国家科学事业一起成长的老人，把科普当成和研究一样严肃的事情。
潘厚任曾经拜托后辈帮忙整理上课时学生们传给他的小纸条，上面的问题足有2000多个。
在孙万儒的邮箱里，一半以上的信件都是孩子们发来的，大多是孩子们的烦心事，关于家庭、感情、学习等问题。
“孩子们听了你一堂课，觉得你见多识广，信任你，才会给你写信。”潘厚任认认真真地一一回信。
科普团成员也不得不面对科学曾经遭遇的尴尬局面。科普团现任团长白武明记得，在重庆一所重点中学演讲时，一位打扮入时的教师为活跃现场气氛，拿起话筒问在座学生：“长大了想当科学家的同学请举手。”白武明看到现场约800人，只有不到20只手举起。女教师着急了，又问了一遍，举起的手的数量仍没怎么变。
“以前大家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现在这样的理想不多了。随着社会向更多元发展，大家的需求、追求不一样了，想当老板、明星的很多。”他有些无奈地说。潘厚任在开科普讲座
这样，科普团的成员在报告中不仅要讲科普知识，也要讲科学人生。
白武明去讲课时，总是被问“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在他看来这件事很简单，“就是因为兴趣才选择”。他说：“我们做一场科普报告，不是为了传递多少知识，最重要的还是培养学生的兴趣。”
“布朗老头”潘厚任觉得，自己当年接触航天这个领域纯属偶然。高中时，他最喜欢的是机械制图课。受物理老师影响，他进入大学学习天文专业，后来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
他喜欢探索世界。他用的是最时兴的超小型笔记本电脑，他会用各种各样新潮的电子产品武装自己。他是北京中关村IT产品市场的常客，每隔两三个月就去淘新货。
20世纪70年代，潘厚任随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迁往陕西，从事卫星仪器的研发。为了接收“山外”的消息，他拜托上海的朋友寄来材料，自己琢磨着组装了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如今看来，依然精致。
孙万儒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考入南开大学化学专业的他，毕业时却被分配到微生物所。“文化大革命”时期，搞科研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他还曾到工厂做工人。如今，研究了大半辈子微生物学，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在做科普讲座时更想传递点人生?验：“我这一辈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什么都干过，才有这么深的体会。”
“科学研究拿到的经费都是纳税人的钱，科学家用了这些钱，就有责任把研究成果以最通俗、最简单的方式告诉老百姓。”孙万儒说。
他用青霉素从被偶然发现到投入生产的故事，告诉正在面临专业抉择的高三学生，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或者更通俗点，什么是“理科”，什么是“工科”。
在一所高中讲完一堂课，他发现一位物理老师竟流泪了。他有些诧异，对方告诉他：“如果10年前我能听上这么一堂课，今天也许就不在这里了。”
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人担心这些老科学家身体吃不消。但科普团内未满80岁的成员都认为自己“还年轻”，他们愿意在这样的东奔西走中度过晚年生活。
在孙万儒看来，跟孩子们接触就是一种享受，孩子们提出的问题经常把他考倒。比如：“地球上的病毒是什么时候诞生的？”“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其中大部分问题在科学界尚无定论。他坦诚地告诉学生自己答不上来，但鼓励他们“长大了去把它搞明白”。
他有些焦虑，“中国的生物学教育落后太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物学教育都未受到重视。很多人连细菌和病毒都分不清，得了病就吃抗生素。
在他看来，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需要科普。一次，孙万儒被首都图书馆邀请去做讲座，讲“转基因能做什么”。在场的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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